據檢察院指控，從1996年起，廣州市危房管理所所長周承秋（因涉嫌受賄近700萬元，已於今年4月2日在廣州市中院受審）就開始送錢給鄧以銘。開始時是每次1萬元人民幣，2000年春節期間，週一次性送了5萬元。另外，該所所長助理余輝也以打麻將名義先後給鄧送了5萬元。鄧以銘全部照收不誤，他在庭上這樣解釋：「當時有個風氣，下屬過年過節給上級送個紅包，很正常。而且我每次都以為這是他們（指危改所）創收後發的獎金。收錢我是錯了，但我並沒有為周承秋謀取過什麼利益。」
但公訴人隨後出示了周承秋的證言：正是為了工作上的「方便」，周承秋才再三地送錢給鄧；2000年，當時局裡正在搞輪崗，周承秋為了保住危改所所長的「肥缺」，才呈上5萬元的巨款，當然他的目的最後也達到了。
余輝的目的則更加明顯：「提拔我當所長助理，需要鄧以銘的同意，而且以後的陞官發財也都必須過這一關（指鄧以銘），所以我就送錢給他了。」
鄧以銘無論是在芳村區任副區長時，還是在國土房管局任副局長時，都因為主管建設等方面工作而認識了許多搞建築工程的「朋友」，他們都親切地稱鄧為「大佬」，還先後給鄧送了100多萬元的賄賂。由於得到「鄧局長」的關照，他們的生意做得很好。但鄧以銘在法庭上還是堅持自己並沒有為他們謀取任何利益。
然而公訴人列舉了幾份證人證言，顯示鄧在收錢後的確為他們謀取了利益：建築商謝某為得到芳村區某政府單位綜合樓的項目而求助於鄧以銘，時任芳村區副區長的鄧以銘不但向有關方面介紹了謝某，還幫忙使該大樓最終以商品房形式出售。謝某於是以贊助鄧的兒子買摩托車的名義自動送上賄款共計人民幣28萬元。
當公訴人向鄧問起這些賄款的去向時，鄧的回答讓人吃驚：「錢？許多都用了。一些用於資助生病或遭受颱風災害的親友等，每次都是一萬兩萬，也沒打什麼借條；還有就是一些同事出國時給他們三、兩千美元。其餘的大都用於我個人的消費了。」此案將擇日作出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