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將手段理想化，是唯恐天下不亂，是要製造革命對象，要煽動人們為了實現他們自己的「理想」來創造革命家想要的手段，把為自己謀取權力，說成是「替天行道」。改革家將理想手段化，是生怕社會動盪，他要減少改革的阻力，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中改天換日。不瞭解革命家和改革家這種行為方式差別的人，容易產生錯覺，以為改革家們都是些機會主義者或實用主義者，他們胸無藍圖，得過且過。其實，很多革命家是真正的機會主義者，而不少改革家卻是骨子裡的理想主義者。
鄧小平的分權化改革和「一國兩制」的政治設計，作為一種聯邦化措施，他只從手段的意義上強調它們的價值。他說前者可以調動基層的積極性，可以搞活經濟；後者可以解決香港回歸問題，甚至可以為國際社會解決領土爭端提供一個可資借鑒的成功範例。被他掩藏起來的是這些改革措施在政治理想方面的價值，這些價值就是自由、平等和權威的價值，以及民族自治和國家統一的價值。因此，聯邦主義有兩種，一種是作為手段的聯邦主義，另一種是作為目的的聯邦主義。本專欄用22篇文章的篇幅詳細討論了手段聯邦主義，用2篇文章簡單概述了目的聯邦主義。
顧名思義，手段聯邦主義是解決問題的制度安排。根據已有的研究，有三類緊迫性和重要性不同的問題。一類是緊迫性高於重要性的當下政治經濟問題，比如財政金融問題，農民負擔問題，貪污腐敗問題，等等；另一類是重要性高於緊迫性的問題，比如民主體制在多民族大國如何驅動的問題，如何保障民主制度不退化為僭主政治問題，等等；還有一類是既重要又緊迫的問題，比如兩岸統獨問題，西藏去留問題等。緊迫的是政策性問題，重要的是體制性問題。解決政策性問題，著眼點是當下功利；解決體制性問題，已經觸及到了政治價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設計，是一種手段聯邦主義，目的是解決香港的歷史遺留問題，這是一個既緊迫又重要的問題。說它緊迫，是因為解決問題的時間不容拖延；說它重要，是因為它兼顧了國際和平、香港自由和中國統一這三種重要政治價值。
目的聯邦主義，是作為價值體系的聯邦主義。前兩篇文章已經提到，現代民主制度是平衡權威、自由和平等三種政治價值的體制性成果，而現代聯邦制度，則是在保障這三種價值不流失的前提下，進一步綜合國家統一的價值。或許可以說，聯邦主義制度是迄今我們所知道的最大的政治制度空間，它可以容納人類所追求的各種政治價值，除了權威、自由、平等和統一的價值外，當它用於調節國內政府和民族間衝突時，它能體現政治穩定價值；當它用於統合地緣國家關係時，它實現的是國際和平價值。
除了緒論之外，迄今本專欄只談了一個主題，只論證了一個題目，即聯邦主義是個好東西。世界上好東西很多，並非都能得到。要商店裡的好東西，需要貨幣；要閨閣裡的好顏色，需要愛與被愛的能力。聯邦主義好，但中國有實現它的條件與途徑麼？或者說，中國當前有實行聯邦主義政治體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有實現它的可能性麼？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簡要考察中國國家體制的歷史和現狀，中國國家體制發展的長期趨勢；其次要考察聯邦主義思想和實踐在中國的遭遇及其原因；最後要闡明，有沒有出現某種新的因素，它有沒有重新修建寬闊的跑道，使聯邦主義的大型飛機可以在中國安全著陸。
成熟的制度就像成熟的莊稼一樣，土壤和氣候條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播種」的時機。播早了，不是夭折，就是難以成熟。瑞士是迄今所知道的在世界上最早「播種」聯邦主義制度的國家（1291年），但直到1848年以前，它不能成熟為現代聯邦主義制度，其發育期長達650年。而美國的聯邦主義制度於1789年落地，便和這個年輕的國家一起成長，很快就成長為世界上最成熟最完善的現代聯邦制度。這兩個案例或許可以用來說明，伴隨人類一道成長的，是它的制度文明。制度文明的成長，也有個從「野生」到「農業」的進化過程。在古代，因為各種條件的湊巧，人類偶然可以「採集」到好的制度「漿果」。但到了今天，在「生態農業」條件下，制度對環境的依賴性下降，其存活力大大提高，成熟期也大為縮短。
幸運的是，中國倖存到聯邦主義制度已經在全世界完全成熟的時代。我們可能是最早發明聯邦主義制度的民族之一（春秋時期），但肯定是最晚受惠於它的民族之一。但願我們不會錯過最後一輪播種它的時機。
2002年5月28日於合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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