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英時先生曾經為林保華的著作《中共風雨八十年》撰寫過序言。余英時先生談了他對林保華作品的印象。
余英時：我跟林保華(凌鋒)先生本來並不認識，不過我在各種報章雜誌上看過他很多言論，對他的人格、人品都很佩服。他是一個印尼華僑，年輕的時候因為愛國回到中國，追求中國的獨立和強大，這是當時青年人共同的心態。特別是海外的華僑，有強烈的願望，希望中國真正能夠在世界上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國家，具有很高的文明。凌鋒先生就是在這個意願下回到中國的。回去以後，他發現共產黨與他的想像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是跟著斯大林的體制走，搞階級鬥爭、搞一黨專政的，特別對知識份子進行無情的迫害。凌鋒在這種迫害中覺悟過來，所以他的經驗特別寶貴，不是一般評論中共，或者批評中共的人所能比的。
凌鋒的評論很廣泛，各方面都涉及到，不僅有對時事的評論、還有對某種特殊政策的評論。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為他們這一代人留下了一種心聲，我稱之為心史，就是內心的歷史，人民內心變化的歷史。這比外在許多環境的變化更為重要。我們要讓將來的歷史學家，讓未來一百年、二百年以後的人知道，二十世紀中國的人有什麼樣的想法。凌鋒用他的親身經驗所描寫的許多事情是最真實、最可靠的，而且是有血有淚的，這給我的印象最深刻。
主持人：香港政論雜誌《開放》的主編金鐘先生認識林保華先生已經大約二十年了，金鐘先生在《開放》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林保華和他的政論》，我請金鐘先生談談他對林保華和他的政論的印象。
金鐘：我們都是一塊兒在香港新聞界工作、服務。對林保華以凌鋒為筆名寫的這些政論文章我們都留有很清楚的印象。林保華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年，大部分時間都在為報紙寫專欄，他的專欄署名就是凌鋒，這個名字在香港是很響的，很有知名度。他的文章是比較有份量的，都是寫的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的一些事件，一些新聞的發展。他文章的最大的特點是涉及面非常廣，另外一點就是很有批判力，對於共產黨的政策，他能夠從表面看到它的背後，看到它的深層，把它揭露出來。
林保華是一個很直爽的人，不說假話。他來到香港之後，有了這樣一個新聞自由的空間和環境，可以完全直述自己的心聲。他在中國大陸經歷過毛澤東獨裁的時代，很多事件都是他自己耳聞目睹的，而且他本人在中國大陸又是專攻中共黨史，這給了他非常有利的條件，使他的文章與一般專欄文章的氣勢不一樣。另外，他的個性是嘻笑怒罵和調侃的，因此他可以寫政論，也可以寫香港特有的一種所謂"怪論"，就是用一種挖苦的、諷刺的、幽默的筆法寫一些嚴肅的政論題目，也可以說是文如其人吧。
林保華的人生經歷比我們很多人都豐富，他說他經歷過荷蘭、英國的殖民主義，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美國的資本主義。有這樣多種社會制度的生活體驗，使他的世界觀比較多元豐富，這是他的人生經歷的優越之處。 主持人：原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既是林保華的老師，又是多年相識的朋友。林保華曾經作過他的研究助手。我請現在住在香港的張五常教授談談他所認識的林保華。
張五常：林保華這個人很正派，有很多朋友。朋友們都喜歡他，但是，我看中國大陸當局不太喜歡他。有一次我要帶他到內地的成都去考察，但是中國海關不讓他過去。事實上，林保華這個人對中國很熱情，他很希望中國好起來。對共產黨的歷史，他很熟，知道很多。
主持人：林保華先生究竟有怎樣的親身經驗，還是請聽他本人從頭道來吧。
林保華：我出生在一九三八年，是在重慶出生的。我的爸爸媽媽都是燕京大學一九三七年畢業的，他們一畢業就結了婚，當時抗戰爆發了，他們就到了重慶教書。剛剛生下我的時候，日本人就開始轟炸重慶，那時我爸爸有兩個妹妹在印尼中爪哇的一個城市梭羅，我父母為了逃避戰火，在我兩個月大的時候，我們就去了印尼。在梭羅住了下來。
當時梭羅有一個華僑公學，是從小學六年級到初中三年級的學校，我爸爸就在那個學校裡擔任校長，我媽媽在那個學校教書。後來我才知道，前任校長叫楊興榮，是中共的地下黨員。我小學五年級的時候，老師就借給我看斯諾的《西行漫記》，和杜艾的《在呂宋平原上》，都是歌頌共產黨的書。我特別從《西行漫記》裡面看到共產黨是為窮人服務的，我們接觸的知識份子也是比較有正義感的，所以，我就覺得共產黨是很好的。那時印尼還在荷蘭殖民統治之下，這些書還是禁書。 主持人：這個學校的老師，這些禁書對您的影響能到什麼程度？
林保華：到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本紀念冊，請好朋友、老師給我們題詞，教我的黃老師在給我的題詞中希望我將來作個小魯迅。這些老師好多都在一九四九年回到中國。後來我才知道，當時他們已經是中共地下黨或者地下共青團的成員，他們對我做了很多工作。
小學畢業以後，我人生有一個大轉折，那時正好是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解放戰爭像秋風掃落葉，我的父母親就想回到中國大陸去。一九四九年十月份，我們全家搬到了印尼首都雅加達。雅加達是個大城市，有三家中文報紙，其中兩家是親北京的。這段時期，我每天都看報紙，如飢似渴，特別喜歡看戰爭的消息，這個仗怎麼打，我印象都非常深，我甚至對每天報紙的油墨味都產生了感情，對共產黨更是非常嚮往、崇拜。
主持人：林保華先生告訴我，他很愛唱歌，所以在他的人生經歷中，有很多歌曲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林保華：一九四九年中國解放戰爭時期，在印尼出版了一本歌集《大眾歌聲》，後來我才知道，那些歌是當年中國蔣管區學生運動中唱的歌。比如，在解放軍渡江的時候，學生們唱的歌："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中國一定解放。我們永遠跟著你走，人類一定解放！"
還有一首叫《民主青年進行曲》，也是當時在中國大陸國民黨統治區共產黨地下鬥爭時期的歌曲： "我們是民主青年，我們是人民的先鋒。毛澤東領導著我們，全心全意為人民。......"
主持人：林保華先生說，他當時非常喜歡地理課。
林保華：那時，我沒事的時候就拿著地圖翻來覆去地看，看中國每個省有幾個重要的城市，有什麼物產，我甚至可以不看地圖就把中國的大致圖形畫出來。我從小就非常嚮往長江、黃河，以及中國著名的崑崙山、喜馬拉雅山。我時常在想，自己哪一天能夠回到中國，看到這些錦繡山河。我不但熱愛中國的地理，也熱愛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學。我還背了不少唐詩，我稱自己為國粹。
主持人：嚮往著祖國的林保華，加入了為歸國華僑送行的行列。
林保華：我在梭羅的學長回國都要經過雅加達，包括一些年輕的老師，都會來看望我們。我們就到碼頭為他們送行。我自己總覺得不久後的一天我也要回國，當時只是因為年紀太小。回國對我來說不成問題。
主持人：您的父母親想回國嗎？
林保華：我爸爸媽媽本來想回去的，但是，因為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一年土改，我祖父受到衝擊，被批鬥，我爸爸媽媽回國的心就冷下來了，對回國的事就不再提了。
主持人：他們有沒有勸您不要回國呢？
林保華：在當時的形勢下，他們不可能阻攔我。每年夏天，雅加達有兩三艘輪船去中國大陸。每一次開船，碼頭上人山人海，歡送的場面非常感人。所以作為明智的家長都知道，不可能阻止子女回國。有些人阻止子女回國，他們的子女就會逃出去，背叛自己的家庭。我初中畢業的時候，同班的同學年紀比我大的，有的已經回國了。我膽子比較小，所以一直拖到高中畢業才回國。
主持人：能不能講講您回國前的情況和當時的心情？
林保華：當時我們離開印尼的時候，印尼警方讓我們蓋五個手指印，保證以後不會再回印尼，因為他們怕我們回到中國去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教育以後，再回到印尼搞顛覆活動。所以，我們是作了保證不能回頭的。
記得我們這條船上有大概七百多人，有學生，也有青年教師。我們班大約一半以上都回到了中國大陸讀書。可以想像當時的情況：我們都站在甲板上，下面是歡送我們的家人和親友。我覺得很自豪，因為能回到祖國參加革命和建設，那時候我們才十幾歲，就要離開家出去遠征，我們那時唱的一首當時很流行的俄羅斯歌曲《共青團員之歌》就很貼切地反映了我們的心情： "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再見吧，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我們。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主持人：你們對於回國以後的生活有什麼期待，有什麼準備？
林保華：回去要受苦，這個我們是知道的，但是覺得我們受苦很光榮，因為我們是去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祖國。
主持人：你們剛一回去的時候感覺怎麼樣？
林保華：在中國遇到的很多生活問題比我想像的要艱苦很多，洗碗都沒有自來水，住在一個教室裡的雙層鋪，幾十個人一個房間，洗澡是在一個竹棚裡的大池子裡，自己把衣服脫光，面對面拿臉盆舀水沖，碰到這種情況，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很不習慣。而在印尼，我們是一家一個衛生間。
主持人：您後來又是怎麼進入中共黨史專業學習的？
林保華：我一九五五年回國，一到廣州就考大學，我的第一志願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第二志願是天津南開大學，第三志願是上海的復旦大學。結果第一年沒有考上。我就到北京的華僑補習學校，補習了一年，到一九五六年的暑假再考。當時全國大學統考是在七月十五日，而人民大學是在七月一日先考的，我們知道人民大學的入學要求很高，我沒有想到我能夠考進去，只是想去試一試。
人民大學比較符合我心意的是歷史系，歷史系有兩個專業，一個是中國革命史，一個是馬列主義主義基礎。我就報考了中國革命史，居然考上了，而且考上了就不許再報考別的學校了，這在當時也是非常光榮的。我那時思想進步，以革命為光榮，考上人民大學感到很得意。
主持人：您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時候有些什麼特別難忘的事情？
林保華：第一年是我四年大學生活中讀書比較多的一年，同學之間也比較融洽。一九五六年的十月二十八日，匈牙利事件對我們的衝擊還是比較大的，校黨委把刊登有關新聞的《參考消息》油印給我們。對蘇聯出兵匈牙利的問題，同學裡面有些看法，但是，我膽子小不敢提。
領導來問，你是希望資本主義勝利， 還是希望社會主義勝利？我當然希望社會主義勝利。他們說，希望社會主義勝利，你就應該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來看問題，蘇聯出兵對社會主義有利。當時我也接受了這種觀點。後來歷史的發展使我覺得這個觀點很有問題：那就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什麼事都可以干。後來我想到延安時期紅軍在南泥灣種鴉片，也是為了共產黨的勝利而不擇手段。
一九五六年一月，為了迎接社會主義高潮，城市裡敲鑼打鼓慶祝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勝利完成，農村的社會主義和手工業改造也順利完成。我那時也一樣很高興，中國終於進入了社會主義。
一九五七年反右因為我講了一些所謂右派言論，就挨整了。我當時也沒有想到，原來批判鬥爭是這樣激烈，這樣可怕。
主持人：您當時到底說了什麼話？
林保華：比如我講，我老家叔父、姑母生活不好，糧食定量不夠吃。他們一個帽子扣下來，我也啞口無言。但是，我不明白，那些在中國很多年的人為什麼不講真話？他們瞭解的情況比我多。我想，這說明我的思想有問題、立場有問題，沒有把新舊社會對比，不瞭解過去的苦，我確實是錯了。
從此，每次我遇到自己的思想跟黨的思想有距離的時候，我就從各種方面去想，讓我自己的思想去遷就黨的思想，是我錯，不是黨錯。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我想不通的時候，總是從自己這裡找出問題。
主持人：這樣的狀態持續到什麼時候？
林保華：持續到文化大革命。
主持人：在反右運動中，您的境遇怎麼樣？
林保華：反右運動中挖掘各種根源和我的社會關係，我在印尼的親人都不是無產階級。我爸爸教書，後來作過一段生意。反右作檢查的時候，我就把它提升到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從此以後，共產黨就對家庭成分問題越來越重視，當然，我也沒有停止申請入黨，而且一直堅決表示要跟家庭劃清界限，要到工廠、農村勞動鍛練。 我以前不太愛運動，體格比較弱，在勞動的時候，我非常努力，為為的是改造思想。我們在鄉下的時候，正是大躍進時期，我們組織小分隊給農民作宣傳。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是《革命人永遠是年輕》、《社會主義等不來》等。不過，我一個人的時候還是愛唱西洋的歌曲，比如《回到肯塔基故鄉》、《斯萬尼河畔》等等。回到中國以後這些歌都不能唱了，都被革命歌曲代替了，我當時的心情很矛盾。
主持人：前面您講到反右運動的時候您出了問題，後來有沒有影響您的畢業分配？
林保華：我們畢業的時候正好是在困難時期，我雖然受到了批判，分配的時候他們還是滿照顧我的，把我分配到上海，因為我的姨父、姨母都在上海。我被分配到華東師大政治教育系中共黨史教研組，但分配我不是教中共黨史，而是跟另外一個非黨員中年教師一起教中國近代史，我當然有想法，知道這主要是對我不信任，但是我也沒有辦法。
主持人：您剛才說，這時候正是困難時期，困難到什麼程度？
林保華：當時上海在全國來講情況還是最好的，全國都來保上海，因為上海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最重要的工業城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是吃不飽，沒有什麼菜，沒有油，米是所謂的"雙蒸飯"，不知是誰想出來的，說是米蒸過兩次就會顯得多一點，可以吃得飽一點。由於營養不良，很多人都得了浮腫病。每頓飯根本吃不飽，學校食堂就供應大量的醬油湯，一桶一桶的任你喝，拚命地把肚子喝飽。 我的情況比其他人要好得多。因為我是華僑，有優待，我家裡也寄些錢給我，憑著這些外匯可以換到糧票、油票和肉票。一九六一年我媽媽回國給我帶來很多東西，特別是吃的東西，我的情況比國內大多數老百姓的情況不知好了多少倍。
主持人：您當時對國內老百姓的情況瞭解多不多？
林保華：安徽有很多人到上海作乞丐，後來我因為家裡寄來錢，可以在街上下飯館的時候，就發現，我們還沒有吃完，後面站的那些乞丐的手就已經伸過來搶東西吃了。那時，我根本就不瞭解中國大多數人所處的那種飢餓的狀況。在上海，我有很多朋友，居然沒有人告訴我像山東、河南那些地方已經到了餓死人的地步。 我是一九七六年到了香港以後，才聽到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我一直感到很內疚：為什麼我這個學黨史的居然不知道真實情況？我們華東師大的政教系提拔了很多所謂的"工農幹部"，有從蘇北、安徽、山東和福建來的，居然也沒有一個人跟我談起他們家鄉飢荒的情況！
後來，經過文革等運動我才慢慢知道，他們就是知道也不敢跟我講，因為我有海外關係，一跟我講，萬一我講出去，等於他們是裡通外國。我在整個社會裏很成功地被封閉了。我媽媽一九六一年回國的時候，動員我回印尼去，我都不願意回去，因為我那時對共產黨認識還不夠，覺得自己有責任跟全國人民一起共度這個災荒。 我們畢業的同學分散在全國各地，暑假的時候，我們華東地區的，比如南京、安徽一些同學在上海相聚，外地的消息比較靈通，不像上海的領導柯慶施那麼左，封鎖消息。我的同學就講，當時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那時以為，所謂人禍僅僅是下面的幹部沒有很好地執行上頭的命令，在那裡胡搞。
主持人：那您當時聽到的官方對這種困難的成因是怎麼樣解釋的呢？ 林保華：我記得一九六零年報紙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接著發表了《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把目標轉移到有敵人在搞我們，中蘇邊境也發生衝突。報紙上還講，蔣介石要反攻大陸。這種轉移視線的方法也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策略。到現在中共也是這樣，國內一有困難就把矛頭轉到外面。
主持人：當時，您有沒有可能離開中國大陸呢？
林保華：直接回印尼是不可能的，一般都是在香港停留。我有一個弟弟是一九六零年回印尼的，他跟著我媽媽走了，我當時罵他是叛徒，他後來就留在香港了。
主持人：您說過，因為您在困難時期講了不該講的話，而被調離華東師大。您被調到哪裡去了？
林保華：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們教研組的黨支部成員跟我講，化工局技工學校很需要骨幹人才，因為革命的需要，領導上考慮把我調去。既然是組織需要，我是絕對服從。但是去了以後，我發現那個學校雖然叫"上海市化工局技工學校"，但它比普通中學還低一級。我一個在南京大學的同學抄了一份中宣部的文件寄給我，上面講得很清楚：一九六四年大學教師隊伍要進行整頓，不合適的要調走。我這才明白為什麼要把我調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發生很多事，我不明白，到底是我的問題還是毛澤東的問題？以前我讀的很多東西都是經過篩選的，使我中毒比別人更多。
主持人：林保華在印度尼西亞華僑學校接受了共產黨的宣傳，懷著對共產黨的崇拜和嚮往回到中國大陸，近距離認識中國共產黨。而林保華先生的寫作則是從二十五年前，他離開中國大陸之後開始的。當年熱切回國的華僑青年林保華後來為什麼離開中國大陸？又為什麼拿起筆來寫政論文章？林保華先生說，這還要從他在中國大陸經歷文化大革命說起。
林保華：文革中我所在的技工學校整個都改為工廠了，我就當了工人，開始操作龍門刨床，後來也操作過牛頭刨床，我一共開了四年的刨床。後來四年，把我調到倉庫當保管員。有一段時間我都不敢在家裡住，因為家裡受到了衝擊。
主持人：您家裡當時為什麼受到衝擊？
林保華：我在文化革命的前夕結婚，因為結婚的時候沒有房子，就住在太太的娘家。我岳父是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的教授，他解放前在政治大學教書，校長是蔣介石。所以，文革中家裡被衝擊得一塌糊塗，兩次被抄家，連我的東西也都被抄了。比如我保存得很完整的《新華月報》，從一九五九年以後每一年都訂，其中有劉少奇的照片，他們就說，你現在還保留劉少奇的照片，是變天帳！我的照相機、手風琴全部都給抄走了。我們房間的玻璃窗差不多全被打爛了，我們整天生活在恐怖之中。
主持人：這個時候，您對中國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持什麼看法？
林保華：我整個思想大變化就是在林彪事件以後，那時發表了一封毛澤東給江青的信，毛澤東在信中講，他老早就對林彪不滿意了，只是為了要利用他。我當時一看，覺得毛澤東跟過去的封建皇帝，劉邦、朱元璋沒有什麼不同。所以，我開始對毛澤東產生懷疑。我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後，對其中的很多觀點都很認同。 主持人：能不能舉例說說是什麼觀點？
林保華：比如，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變相勞改，還有他們把毛澤東比作 B-52 ，利用甲打乙，利用乙打丙，再利用丙打甲。後來給我更大的啟發是朋友們私下傳看的很多內部書籍，一傳到我手裡，我就晚上不睡覺看書，有時候請病假讀書，那時候我讀了不少內部發行的書。
主持人：請問其中哪些書，哪些地方給您印象特別深？
林保華：其中一本是描寫希特勒成敗的《第三帝國興亡史》，從希特勒我聯繫到毛澤東，我讀完以後，發現他們的共同點太多了：紅衛兵等於是希特勒的衝鋒隊。看了這本書以後，我就對毛澤東下了一個結論，他是一個獨裁者。
我還借到了一本《赫魯曉夫回憶錄》，我讀到斯大林的蘇聯共產黨的表現，又讀到朝鮮戰爭。赫魯曉夫承認戰爭是北朝鮮發動的，但是我們以前所受到的教育全是說，韓戰是南朝鮮和美國發動的。這就使我進一步肯定，我又被共產黨騙了，毛澤東並不是一個我想像中的革命領袖，而是一個比封建帝王更壞的獨裁者。
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決定出國，我爸爸一九七四年回國的時候，到我的單位幫我申請出國，申請了兩年，到一九七六年才批准我出來到香港。那時我太太也知道我那幾年思想的變化，我是非走不可了，她留也留不住，所以她同意我走，但是子女要留下來，因為她不知道外面的情況怎麼樣。
主持人：當時你們有幾個孩子？他們有多大？
林保華：有兩個，老大是兒子，老二是女兒，小的還沒有讀小學，大的在讀小學。這樣，我只能一個人先走。批准我出國是在六月二十六日，按照當時情況應該立刻走的，我們最怕共產黨政策變了，不讓走了，另外，我們還怕毛澤東突然死了，中國會封鎖邊境。可是當時我太太孩子都不走，我一個人不忍心一下子離開，就拖到八月份才走。
主持人：那時候您是什麼心情？
林保華：我那時想，要麼我不申請，只要一申請，就是走上了不歸路，否則將來再來運動，那還得了！我走的時候沒有什麼行李，就背了一個背包，帶了兩包紫菜。我當時想，只要能夠出去，我付任何代價都願意，我再也不願意待在國內了。我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到香港，是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的日子。
主持人：林保華先生離開中國大陸的那一天正是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十週年的日子，三個星期之後，毛澤東逝世了。林保華到達香港以後不久，開始執筆寫作，發表評論和各類文章。
林保華：我是八月十八日到香港的，十月號的《明報》副刊就有我的評論文章，十月二十四日開始，我在《明報》晚報開始寫專欄，當時還不是每天都有。十月份，"四人幫"被捕，在香港，中國問題討論得熱火朝天，我就從那時起開始了寫稿生涯。
主持人：您為什麼一到香港馬上就選擇從事寫作，當時您是一種什麼心態？
林保華：我當時想，要讓外面瞭解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我寫的時候也非常擔心，因為當時我的家人還在上海。
主持人：您的家人後來是什麼時候離開中國大陸的？
林保華：我太太和孩子是一九七九年出來的，比我晚了三年。當時，我在香港我爸爸朋友的一家工廠裡作倉庫主任，因為在香港靠寫稿養活自己是非常困難的。
主持人：這個倉庫主任您作了多久？
林保華：直到一九八一年，我到《中報》的時候，當時《中報》出了美國版，我負責編美國版的副刊。我太太也在《中報》做事，後來，我太太心臟病開刀，我就一個人把她的工作也承擔下來。
我發現《信報》有很多政治評論文章。一九八三年九月一日，我到《信報》作評論版的編輯，另外，給了我一個專欄，從此，我開始用凌鋒的筆名發表文章。 主持人：在這之前，您發表文章用的是什麼名字？
林保華：我剛出來的時候為《明報》月刊寫文章用的筆名是"周懷"，周恩來的"周"，懷念的"懷"，當時周恩來剛逝世不久。
主持人：您對周恩來這個人怎麼看？
林保華：我對周恩來的印象，以前一直是非常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代表新中國，代表共產黨的，除了毛澤東以外，我認為，第二號人物就是周恩來了。一直到文革，我對共產黨失去信心以後，還是把周恩來當成未來中國的希望。我的這種情結到香港以後很長時間一直沒有去掉，但是隨著我接觸的東西多了，就覺得不能把希望寄託在一個人的身上，中國的問題是整個制度的問題，制度不好，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把中國引導到好的方向去的。 主持人：您在《中共風雨八十年》這本書中記述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發生的周恩來與顧順章滅門血案，能不能請您簡要談談這件事？
林保華：那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後，顧順章叛變革命，周恩來當時是共產黨的特務頭子，他到顧順章家裡進行報復，把顧的全家男女老少，甚至他的朋友都殺了，其中包括曾經在周恩來一九二七年被國民黨逮捕的時候救過他的人，為了不讓他說出這件事，把他也一起殺掉了。我覺得，周恩來也夠狠的了，應該講，在毛澤東所做的壞事裡，周恩來是助紂為虐，但是，他的偽裝做得很好，比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都偽裝得好。
主持人：您後來為什麼又用凌鋒這個筆名，還有一些別的筆名，它們都有特別的含義嗎？
林保華：我在《信報》寫專欄的時候，《爭鳴》和《九十年代》也請我寫專欄，但是，《信報》只允許凌鋒的名字在他們的報紙上用，所以，我在《爭鳴》上用的是"艾克思"，就是把馬克思改了一個字，因為我是從馬克思營壘裡分出來的，艾克思還是英文的X，也就是說，我要用X 光來透視中共。在《九十年代》我用的筆名是"林衛"。 為什麼用"凌鋒"呢？"凌"與我的姓"林"相近，"鋒"就是衝鋒陷陣的意思。在《九十年代》，我寫的是比較長的評論文章，道理講得比較多，就用了我的姓，加上保衛的"衛"，表明多了一些擺事實、講道理。
主持人：您在《信報》工作到什麼時候？
林保華：在《信報》我大概做到一九八六年三月。後來，因為香港大學經濟系主任張五常教授要作中國問題研究，請我去。他對我說："你給我做工作，有空的時候，上班時間也一樣可以寫你自己的文章。"我就動心了，我是想藉此多跟國內打交道，因此我就決定離開《信報》，到加拿大去。
我對經濟是絲毫不懂的，張五常教授主要是借重我對中國政治、社會、經濟情況的瞭解來幫他作研究。我經常跟他到大陸去，從教授們那裡得到一些教誨，對我瞭解中國的體制內、體制外的情況很有幫助。一九八八年張五常陪同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訪華，趙紫陽接見了他們，我當時參與了有關工作，趙紫陽接見他們，我也在場。 主持人：您幾次回大陸，有什麼特別深刻的印象？
林保華：我想，我終於可以再回中國了，因為我以前很怕我回不來了。我對趙紫陽是很支持的，我覺得中國如果沿著他的那條路走下去，就有希望。同時我也看到許多特權的現象，那些官員不但要錢，又不肯放權，搞得權跟錢結合在一起。一九八九年的學運為的是反官倒、反腐敗，結果被鎮壓了以後，腐敗更加厲害，現在簡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共產黨宣傳說要穩定，穩定才能發展經濟，他們需要的是貪官污吏的穩定，這樣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搜刮人們的血汗，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為將來的動盪埋下很大的禍患，如果將來中國出什麼問題，最倒霉的還是老百姓。 主持人：您能不能講講您為什麼兩次被中國大陸當局取消回鄉證？
林保華：第一次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九一年寫了一篇評論華東水災的文章，《文匯報》圍攻了我一個月，到了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北京的人大來了一批人到深圳視察，我們在深圳的同學就叫我們過去，見見北京來的老師和同學。我就約了幾個同學一起去深圳。結果，在海關我被卡住了，不讓我進去，也不講任何道理，我的回鄉證也被收掉了。
一九九三年又給了我回鄉證，但是到九五年夏天，又被沒收了。這次跟我講清楚了，原因是我在境外從事反對國家的的活動，我讓他們具體解釋，他們不肯解釋。有的港澳辦的人講，我們並不反對林保華進來，而是香港的新華分社一定不讓他回內地。
主持人：一九九六年，林保華先生的太太因心臟病去世，當一九九七香港回歸中國的日子臨近，曾兩次被取消回鄉證的林保華，面臨著是留下還是離開香港的選擇。
林保華：一方面是我的家人，我媽媽叫我離開，我自己還想觀察香港回歸前中國的政策會不會逐步放鬆，確實落實一國兩制。但是，情況並不是如此，中國官方一直到回歸前還很強硬，我覺得沒法再呆下去了，我也不想呆在香港看他們那副嘴臉。 一九九七年年初我決定離開香港，我是在七月一日回歸前夕，六月二十八日離開香港的，我到了紐約，在紐約定居下來。在紐約，開闊了我的見聞，接觸了一批新的人。我在美國的最大收穫就是，學會了用電腦，學會了上網，看的東西甚至比在香港都多。我還繼續給臺灣的兩家報紙寫稿，一家是《自由時報》，一家是《中央日報》，香港的雜誌我也還在寫稿，美國這邊的《明報》、《世界日報》，我也開始為它們寫稿。
主持人：這些年來您發表的文章加起來大概有多少字？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內容？
林保華：大概算字數可能有一千萬字，多到我自己找起來都很困難，其中有政論文章、有雜文，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中國、外國。我出版的文集有《血與淚：八九民運札記》，是一九八九年秋天出版的。一九九零年出了三本集子：一本是《老革命遇到性問題》，是寫文革，也是寫整個共產黨統治下人心靈錯亂的。我看過一些弗洛伊德的東西，我覺得中國共產黨的很多政策莫名其妙，很不通人性。還有《神州千奇百怪論》，是有關中國社會的奇怪現象的雜文集。再一本是《花花香港》，講香港很有活力，色彩繽紛。此外，還有出版社為我出了一本《斑斕世界》，是有關國際社會現象的，不是政治性的。
一九九三年五月份，毛澤東誕辰一百週年，我當時氣不過，毛澤東是中國的罪魁禍首，怎麼能紀念他的生日，把他奉為偉大領袖？我就自己掏錢把我有關毛澤東的評論，湊成一本書，趕在毛澤東生日前出版了，書名叫《閒話毛伯伯》。一九九四年，鄧小平身體已經不行了，我又出版了一本《閒話鄧伯伯》。到美國以後，出版了《中共風雨八十年》。我現在的太太楊月清在這本書的出版上給了我很多幫助。
主持人：林保華的太太楊月清與他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歷。
楊月清：我在臺灣長大，七十年代到了香港，我是做進出口貿易的，有自己的生意，我的生活和林保華是兩個世界，就像他自己開玩笑講的，我們倆一個是資產階級，一個是無產階級，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主持人：你們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人是怎麼認識的呢？
楊月清：其實，我認識他很多年了，從"六四"以後開始，因為我們都在香港同時參與很多的活動，尤其我們兩個人都在同一個團體"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此外，我們一起參與了香港很多支持中國民主的活動。那時見到他，我都是只是點一下頭，從來不多講一句話，我感覺他是一個長輩，我們相差十二歲。其實倒不是年紀的問題，我感覺，他是一個老老實實，土土的人，我也讀他的文章，一般香港人對凌鋒的口碑都很好，都滿器重、喜歡他的。
主持人：你們很多年都沒有講過一句話，後來是怎麼走到一起的呢？
楊月清：一直到一九九一年我去歐洲旅行，回來之後，聽朋友講林保華家裡出了事情，他太太病逝了，我比較熱心，很願意幫人，我向朋友要了他的電話，打算問候一下。但是，卻忘記打了。有一天，我去參加在立法局前面的一個民主運動的活動，在一棵大樹下碰到了林保華，我就說："我正好想給你打電話，真抱歉，卻一直沒打。"我們就聊了起來，此後，我們才開始常常交談，我們發覺，我們很談得來。
主持人：你們的背景相差那麼大，為什麼能談得來呢？
楊月清：我們有很多共同的嗜好，比如說，我們都非常喜歡新的事物，特別是我們都很喜歡音樂、喜歡旅遊、攝影，很喜歡交朋友。時間的累積，我們感覺互相都滿有好感的。我對他有複雜的感情，是基於對一個文人的敬重，基於對一個跟獨裁政權糾纏五十年的文人的同情和敬重。他的堅毅的精神比較吸引我。我覺得，我們不只是夫妻，也是知己，夫妻能作好朋友，又是知己是很幸運，很難得的事情。
林保華喜歡一些俄羅斯的歌曲，我從小完全沒有接觸過這些歌，我想我對林保華特別有好感，可能是從他的歌開始的，因為我聽到他唱那些歌很認真，而且這些歌非常的優美，有一種非常滄桑的味道。我喜歡他的歌，就對他有了好感。
主持人：林保華先生，您最喜歡唱的歌是哪一首？
林保華：(唱)《黃河頌》："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黃河滾滾，奔向東南。驚濤澎湃，掀起萬丈狂瀾。濁流婉轉，結成九曲連環。從崑崙山下，奔向東海之巔，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兩面。啊，黃河！你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五千年的古國文化在你這裡發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邊扮演......"
雖然這首歌是在延安時期，由冼星海創作的，但即使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共產黨是很壞的一個黨，但是我始終沒有把這首歌當作是共產黨的歌曲，它歌唱土地、山川、人民的感情是很自然的。我確信，我們有一個偉大的國家、土地和人民，我們說，我們是炎黃的子孫。這首歌當年對我這個海外華人的影響是很大的。可是，祖國再偉大，當政者卻不好。我們當年想像的黃河是多麼偉大，可是，後來我幾次過黃河大橋的時候，看到的黃河並沒有那種洶湧澎湃的氣勢，我心裏也有一點發涼，什麼時候我的祖國能夠恢復到我想像中的那樣偉大？讓黃河煥發出新的青春。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家，這個政權怎麼能讓老百姓過上幸福的生活。
（作者為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原載《中國之春》）
(張敏 3/19/2002 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