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一九九七年的最後一場雨不知疲倦地下著，敲打著樓下倉庫的金屬房頂，發出秋風掠過樹林時的呼嘯聲。兩隻麻雀從雨中飛過，淒厲地叫著。已經可以聽見聖誕節的第一聲爆竹。往年此時，烏麗（這是我給她的名字UraiaCorrent起的中文名字）已開始準備她送我的聖誕「禮物」：她的詩和她的畫。
烏麗是一個富於想像力和藝術天賦的姑娘。
自從我們認識以來，烏麗幾乎每天都以她的精美奇幻的詩文、畫來「轟炸」我。她的詩文既用義大利語，也用漢語，她的畫則具有鮮明的「烏麗風格」。
「你沒給我寫故事或詩嗎？」烏麗常常這麼問我。
我羞於總是回答「沒有」，於是，一天，當烏麗又問我時，我便從抽屜裡拿出幾年前玩電腦時寫的一篇《大鐘的故事》交給了烏麗，權以塞責。烏麗高高興興地拿回家去看了。
第二天，烏麗給我打電話說：「你的小說把我感動得哭了！」我就知道，烏麗的心是和我的心相通的。因為我寫這篇小說時，也哭了。
「你為什麼不把它拿去出版呢？」烏麗問。
「誰會對它感興趣？再說，誰幫我翻譯呢？」
「我！」烏麗說。
烏麗很喜歡看書。她的文學修養很高。如果烏麗喜歡我的小說，我就不能排除在這個世界上，會有第三者對它感興趣。烏麗把我的小說一字一字地用漢語工工整整地抄在她的日記本上（烏麗那時才學了一年的漢語。寫漢字對她並非易事）。烏麗想要一篇非常完美的譯文。但烏麗要分心的事太多了：大學的考試，漢語、日語學習……後來她病了。
但烏麗信守了她的諾言。今年四月，她終於把小說翻了出來。還未來得及修改，五月，她的病又復發了。幾個月後，十月八號，烏麗二十五歲生日剛過了幾天，癌症便奪去了她年輕燦爛的生命。
現在，小說快要出版了，但烏麗卻永遠離開了這「噁心的人間」（烏麗語），也帶走了我的靈魂。
我願把這篇小說化成一朵紅玫瑰，奉獻給烏麗，好讓烏麗再笑一笑，好讓我的無邊的痛苦能稍稍地減輕一點。
我愛你，烏麗，你永遠活在我心裏！
毛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米蘭。原文為義大利文
大鐘的故事
一次上課時候，我讓學生隨便地問我問題。平時文靜寡語的日本姑娘松岡突然問我：「老師，你的第一個戀人是誰？」我愣住了，沒想到這個靦腆的姑娘出語驚人。我想了一下，回答說：「是我幼兒園時的一個老師，姓王。」
我小的時候，爸爸媽媽都在北京的一家報社裡當記者。那時候他們都很忙，經常要到外地出差採訪。沒有時間照顧我。從我三歲起，便把我全托在報社的幼兒園裡。每星期六下午接我回家，星期一早上又把我送回幼兒園。就這樣，我的童年幾乎都是在幼兒園度過的。幼兒園是我的第二個家。
我們的幼兒園座落在北京東四十二條裡，早先大概是前清的一座親王府，氣派很闊大。裡邊有宮殿，亭閣，花園，假山，甚至還有一條小河。河上有兩座橋。秋天的時候，王老師常常帶著我們划船。我們一邊穿過小橋，一邊用竹竿敲打岸邊的棗樹枝，紅色的棗子便像雨點似的落在我們頭上。
王老師是我上中班和大班時的老師。那時候她大約十八歲，幼兒師範剛畢業，其實也還是個半大的孩子。在我的記憶裡，王老師長得很漂亮。她瘦高個，鵝蛋臉，眼睛細長，俗稱「丹鳳眼」。她的皮膚很白，頭髮又黑又長，紮成一條過腰的長辮垂在腦後。在她的兩頰上，常常泛著兩塊紅暈。
她喜歡穿一件大紅的毛衣，外邊罩一件深藍色的褂子。每當吃飯時，總是由她給我們分菜。當分到我們這一桌時，她常常走到我的身邊，一隻手撐靠在我面前的桌面上，一隻手握著長杓子，把菜分到我們每個人的碟子裡。那時候，我坐在小椅子上，頭剛好到她撐在我面前的手腕那。她那脂玉般的皓腕襯著藍袖口露出的大紅毛衣，紅藍白三色交相輝映，像是一副絕妙的靜物畫，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腦海裡。當她俯身向前以便把菜分到坐在桌子一端的孩子的碟子裡時，她的長辮梢常常輕輕地拂到我的臉上，弄得我怪痒痒的。
一次，我們班上的一個孩子不小心弄壞了一個玩具，但他不吭聲，把玩具放在一邊就走了。正好我不知情，接著他去玩那個玩具。當我發現玩具壞了去報告李老師（不是王老師）時，她卻不問青紅皂白，硬說是我把玩具弄壞了，罰我一個人在教室的一個角落裡修玩具，不讓我和大家玩。我從小就嘴笨，不會為自己分辯，吃了啞巴虧。
那天夜晚，皎潔的月光穿過窗欞傾灑在我的床上。我睡不著，非常的想媽媽。我手裡緊緊地攥著一顆大白兔奶糖，那是星期天媽媽送給我而我捨不得吃的。我藉著月光看著糖，想起星期天在家時媽媽對我的疼愛，淚水止不住地潸然而下。我怕老師聽見我哭會說我，便把頭藏進被窩裡，把臉埋在枕頭上。我一邊抽泣一邊在心裏喊著：「媽媽，你為什麼總是把我送到這個沒有人疼我的地方來？媽媽，你為什麼這麼忍心丟下我不管？媽媽，我想你！媽媽，你快來接我出去啊！」
這時候，有人走近了我的床頭。我嚇得立刻停止了啜泣，屏住了呼吸。那人揭開了我的被子，輕輕地把我抱在了懷裡。原來是王老師。她把我抱到了老師們值夜班睡的房間，此時，我再也忍不住心裏的委屈，索性摟著王老師的脖子放聲大哭，一邊喊著：「媽媽……」那個白天罰我的李老師笑著對我說：「別哭了，你這不是已經找到另一個媽媽了嗎？」其餘的老師頓時哄堂大笑起來。
王老師把我放在她的床上，那天晚上，我是在王老師的懷裡，嗅著她身上的清香入睡的。
王老師很會講故事，她知道很多故事。上課的時候，她就給我們講這些故事。我至今記得的是：「大鐘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皇帝，決定要鑄一口大鐘。大鐘上還要鑄上佛經的經文。皇帝命令北京的一位著名的鑄工師傅負責這項工程。如果一年後，大鐘沒鑄出來，皇帝就要砍這位鑄工師傅的頭。
一年過去了，但是這位著名的鑄工師傅沒能把大鐘鑄出來。皇帝生氣了，這位可憐的鑄工師傅被砍了腦袋。
皇帝又命令另一位鑄工師傅鑄造大鐘。又過去了一年，這位鑄工師傅也沒能把大鐘鑄出來。他也掉了腦袋。
許多年過去了，不知有多少能幹的鑄工師傅丟了腦袋。但大鐘還是沒有鑄成。
皇帝發火了，下了一道聖旨：「一年之內，北京的鑄工師傅們必須把大鐘鑄出來。否則，砍掉所有的北京鑄工師傅的腦袋。」
北京的鑄工師傅們慌了，他們推舉了張師傅領導這項工程。
張師傅年近七十，已經退休了。他的妻子已經去世，只留下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小華和他相依為命。
張師傅發現大鐘鑄不出來是由於爐火的溫度不夠，於是千方百計提高爐火的溫度，但一直沒成功。
光陰似箭，轉眼一年已經過去了十一個月，離限期只有一個月了，張師傅心急如焚。一天晚上，他作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一位仙人告訴他，要提高爐火的溫度，必須把一位少女投入火中。他醒來後，覺得這個夢很奇怪，就把它告訴了同伴。湊巧，小華也在旁邊聽到了。
限期的最後一天到了，但爐火的溫度還是上不去。大家都急得出了冷汗。這時候，小華來到工廠給爸爸送午飯。她對爸爸說要到爐邊看看。她走近了爐邊，乘大夥不注意，突然縱身投入了熊熊大火中。張師傅趕緊上去抓住女兒，可是已經晚了，他只抓住女兒的一隻鞋。
大鐘終於鑄成了。皇帝獎賞了張師傅和其餘的鑄工師傅。這口大鐘至今還保存在北京的「大鐘寺」裡。據說，當人們敲響大鐘的時候，大鐘就會發出「鞋──」的聲音。「這是小華在向爸爸要她的鞋呢。」王老師給我們解釋說。
這個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想著小華的悲劇。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小華去死。不知道為什麼，在我的想像裡，小華長得很像王老師。
王老師喜歡向我打聽我父親的消息。比如：「你爸爸的咳嗽好了嗎？」「你爸爸有沒有問你在幼兒園過得怎麼樣？」「這星期你爸爸又畫了什麼？」（我父親喜歡畫畫。）好像她對父親的一切都感興趣。星期六回家我常常把王老師問我的話告訴父親，他聽後總是淡淡地一笑，並不說什麼。
一次，王老師在給我剪指甲時，看見我胸前系的小手絹很別緻，便要我解下來給她看看。這手絹是絲綢的，上邊是爸爸親筆畫的一匹小馬。因為我屬馬。小馬旁邊還有爸爸給我寫的一首詩：
小馬小馬到處跑，
跑到樹下睡大覺。
醒來一看叫不好！
原來媽媽不見了。
王老師仔細端詳著手絹上的小馬，一邊說畫得真好。當念到父親給我寫的詩時，她忍不住「扑哧」一聲笑了。她拿著手絹反覆看著，久久不願還給我。我看她愛不釋手的樣子，便說：「王老師，要是你喜歡，我把手絹送給你好了。」王老師大喜過望地問：「真的嗎？」「真的。」我點點頭。「你爸爸要是說你呢？『你怎麼隨便地把我給你畫的手絹送人啦？』你怎麼辦？」王老師擔心地問。「要是爸爸問我，我就說王老師是幼兒園最好的老師，送她一條手絹是應該的。」王老師高興得不知說什麼好。她一把把我摟在懷裡說：「京京真是個懂事的孩子。」
剪完指甲，王老師說：「可是你沒有手絹怎麼辦？這樣吧……」說著她從衣兜裡掏出一條白手絹，說：「這條手絹是我新買的，還沒用過，送給你。」說著，王老師把她的手絹給我繫在了胸前。然後，她把小拇指勾著伸出來說：「來，咱們拉拉勾。」於是我也伸出小拇指勾著王老師的小拇指，兩人一邊用勾著的小拇指來回拉著，一邊念道：「拉鉤上吊，一百年不許要。」兩人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此時，恰巧李老師走過來看見了，說：「小王，你怎麼老跟小孩似的，沒大沒小。」原來，這「拉鉤」的把戲是我們北京小孩子的習慣，為的是不讓對方送東西後又反悔。
星期六回到家，媽媽發現我的手絹換了，便問我是怎麼一回事。待聽我說明原委，媽媽笑著回頭對正在寫稿的父親說：「看來你的畫還有人挺欣賞。」父親還是淡淡一笑，什麼也沒說。
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天已經很晚了，但我母親仍沒有來接我。最後，所有的孩子都走光了，就剩下我一個人。王老師自願地留下來陪我。我眼巴巴地望著門外，急得快要哭了。王老師安慰我說：「別哭，媽媽馬上就來。」
天已經暗了。終於，父親騎著一輛自行車來了。父親向王老師道歉，因為媽媽有別的事，今天不能來接我。王老師一見父親，臉便漲得彤紅，說：「沒什麼。」
當父親把我帶出教室時，卻找不到自行車鑰匙。他在院子裡到處找，王老師也幫他找，但在一片昏暗中，什麼也看不見。最後，父親用手提著自行車，王老師抱著我，在沉沉夜幕中，向離這不遠的我家走去。一路上，兩個大人都不說話。
我雖然還小，但也感到有點不對勁。為了打破這種沉悶的氣氛，我對父親說：「爸爸，李老師說我找到了另一個媽媽。」
「誰？」父親問。
「王老師。」我說。
「胡說八道。」父親說。路燈下，我看到王老師的臉似乎更紅了。
「小王，快把孩子放下，讓他自己走。」父親說。
「沒關係，不沉。」王老師說。
看父親提著車步履艱難地走著，王老師說：「來，讓我提車，你抱孩子。」
「不，不，我能行。」
我覺得父親好像生氣了，便不再吭聲。現在想想，我那時真是蠢得可以，說出那麼讓人難為情的話。不過，那時在我童稚的心裏，真的希望有兩個媽媽：一個在家裡，一個在幼兒園。
在一片沉默中，我家的大紅門到了。父親對王老師說：「已經晚了，在我家吃了飯再走吧。」王老師說：「謝謝，不了。如果我回家太晚了，我媽會擔心的。」說完，沖父親莞爾一笑，一轉身，便消失在夜幕中。
只是在過了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母親未能來接我的原因。原來，母親那時已被指控為「右派」。那天晚上，母親在挨了一天的批鬥後，拖著懷孕五個月的疲憊的身子來幼兒園接我，半路暈倒在馬路上，撞上了一輛三輪車，那位三輪車工人把母親送到了醫院。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五七年夏。
但更糟糕的事還在後邊。不久，我的父親也被指控為「右派」。
我至今還記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裡，有一天星期天的早上，我起了床，照例到爸爸、媽媽的房間去請安。但是，當我進屋時，看見母親仍躺在床上，兩頰佈滿了眼淚。我覺得很奇怪，就問：「媽媽，你為什麼哭啊？」那時候，我以為只有小孩才會哭，大人是不會哭的。母親用手輕輕地撫摸著我的臉，苦笑了一下，什麼也沒說。這時候，在一旁的父親替母親回答說：「你媽媽眼睛疼，所以流眼淚。」
那時候，我尚不懂得，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對父母親來說意味著什麼。父母親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冒著生命危險，年紀輕輕地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他們一向把黨當成自己的親人。如今親人不要他們了，要把他們趕出大家庭，這對他們是多麼傷心的事啊！
在這之後不久的一天中午，我在幼兒園吃完午飯，正要回大殿裡去睡午覺。當我經過我們的教室的時候，突然聽見裡邊好像有人在哭。我攀到窗戶上一看，原來是王老師在哭。她一邊哭，一邊還用手絹擦眼淚，就跟我們哭的時候一樣。我們幼兒園的園長，一位慈愛的老太太，正在旁邊像哄孩子似的勸慰王老師。我當時很吃驚：「怎麼，連王老師也會哭啊？平時我們哭的時候，她總是說哭沒有出息，可現在──」
第二天早上起床時，我趁王老師給我穿衣服之機，悄悄地問她：「王老師，你昨天為什麼哭啊？」王老師驚異地用雙手捧著我的臉，仔細端詳了一會，好像不認識我似的，答非所問地說：「要是王老師走了，你會想我嗎？」我一時沒明白，問：「去哪？」王老師說：「老師要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了。」我一聽，頓時急得漲紅了臉，眼淚都快要出來了。我一把抱住王老師，說：「我不讓你走，我不讓你走。」王老師見我急得這樣，笑了，緊緊地摟著我說：「老師跟你開玩笑，快別哭。」
許多年後，我才知道王老師那次哭的原因。原來，報社領導要王老師揭發我父親的所謂「右派言論」，說這是黨對她的考驗，看她能否和右派劃清界限。王老師不願意，但又不知該怎麼辦，急得哭了。要知道，她那時不過才十八歲，哪裡經歷過這麼複雜的政治風雲。
一九五七年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全報社的記者員工都在報社的小禮堂舉行批判我父親的「右派罪行」的大會。那個小禮堂我也去過，在辦公樓的最高一層，很富麗堂皇，柚木作的地板光滑如鏡。有一次，母親帶我去那看木偶戲時，我曾經一跤從後排滑到了前排。
大會由當時的社長鄧鐸主持。那時鄧鐸哪裡會想到，十年後的文革中，他只因寫過一些奉勸式的雜文，便也在這個小禮堂裡遭到了比現在還要殘酷得多的批鬥，後終因不堪凌辱，在妻子的默許下而自殺。
大會發言開始了。許多人，有認識我父親的，有不認識我父親的，有真的相信我父親是個大壞蛋的，也有只是為了個人野心向上爬的，紛紛走上講臺，用最嚴厲的辭藻批判我父親。
最後，鄧鐸宣布：「反右派的鬥爭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現在，我們請報社幼兒園的王老師上臺揭發批判右派的罪行。」
頓時，全場肅然，大家都把臉轉向了後排。我父親也不禁睜大了眼睛向後排張望。只見王老師從容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神情肅穆，朝著講臺一步一步地走來。當她的眼光和父親驚訝、痛苦的眼光碰到一起時，她勇敢地迎了上去。快要接近講臺了，只見她突然跳上身邊的窗臺，縱身一躍，便消失在藍天中。
人們都驚呆了，一時都反應不過來，全都木木然地站在那。父親最先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他像受傷的獅子那樣大吼一聲，一把推開身邊的兩個看押人員，瘋子似的衝下了樓梯。
一切都已經晚了。王老師靜靜地躺在夏日的陽光下，一動不動。鮮血浸潤著她的長辮……父親抱著她的屍體，失聲慟哭。人們在她的白襯衣的口袋裡，找到了一方白絲絹，上邊畫著一匹小馬。絲絹裡，裹著一把自行車鑰匙。
此時，上邊的禮堂裡群情憤然，有人高呼：「為右派殉葬死有餘辜！」
批判大會就這麼亂哄哄地結束了。
從那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爸爸媽媽都不能來幼兒園接我。他們下放勞動去了。不知有多少個星期六、星期天的夜晚，我都是一個人睡在空蕩蕩的大殿裡，和我做伴的，只有四週一張張空空的小床。清冷的月光依舊穿過窗欞傾灑在我的床上，但再也沒有人過來疼我了。
一九七八年秋，在跟隨父母渡過了近二十年流放般的生涯後，我考上了北京大學，重又回到了夢魂牽繞的故鄉北京。在學生宿舍安頓下來以後，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大鐘寺」。
當我來到門牆傾屺，蒿草蔽徑的「大鐘寺」時，只見山門緊閉。我敲了半天門，才有一個看門的老頭開了門。我說明瞭匆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