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小說:《大鐘的故事》

發表:2002-02-26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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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鐘的故事》義大利文版前言

  窗外,一九九七年的最後一場雨不知疲倦地下著,敲打著樓下倉庫的金屬房頂,發出秋風掠過樹林時的呼嘯聲。兩隻麻雀從雨中飛過,淒厲地叫著。已經可以聽見聖誕節的第一聲爆竹。往年此時,烏麗(這是我給她的名字UraiaCorrent起的中文名字)已開始準備她送我的聖誕「禮物」:她的詩和她的畫。

  烏麗是一個富於想像力和藝術天賦的姑娘。

  自從我們認識以來,烏麗幾乎每天都以她的精美奇幻的詩文、畫來「轟炸」我。她的詩文既用義大利語,也用漢語,她的畫則具有鮮明的「烏麗風格」。

  「你沒給我寫故事或詩嗎?」烏麗常常這麼問我。
  我羞於總是回答「沒有」,於是,一天,當烏麗又問我時,我便從抽屜裡拿出幾年前玩電腦時寫的一篇《大鐘的故事》交給了烏麗,權以塞責。烏麗高高興興地拿回家去看了。

  第二天,烏麗給我打電話說:「你的小說把我感動得哭了!」我就知道,烏麗的心是和我的心相通的。因為我寫這篇小說時,也哭了。
  「你為什麼不把它拿去出版呢?」烏麗問。
  「誰會對它感興趣?再說,誰幫我翻譯呢?」
  「我!」烏麗說。

  烏麗很喜歡看書。她的文學修養很高。如果烏麗喜歡我的小說,我就不能排除在這個世界上,會有第三者對它感興趣。烏麗把我的小說一字一字地用漢語工工整整地抄在她的日記本上(烏麗那時才學了一年的漢語。寫漢字對她並非易事)。烏麗想要一篇非常完美的譯文。但烏麗要分心的事太多了:大學的考試,漢語、日語學習……後來她病了。

  但烏麗信守了她的諾言。今年四月,她終於把小說翻了出來。還未來得及修改,五月,她的病又復發了。幾個月後,十月八號,烏麗二十五歲生日剛過了幾天,癌症便奪去了她年輕燦爛的生命。
  現在,小說快要出版了,但烏麗卻永遠離開了這「噁心的人間」(烏麗語),也帶走了我的靈魂。

  我願把這篇小說化成一朵紅玫瑰,奉獻給烏麗,好讓烏麗再笑一笑,好讓我的無邊的痛苦能稍稍地減輕一點。
  我愛你,烏麗,你永遠活在我心裏!
  
    毛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於米蘭。原文為義大利文


    大鐘的故事

  一次上課時候,我讓學生隨便地問我問題。平時文靜寡語的日本姑娘松岡突然問我:「老師,你的第一個戀人是誰?」我愣住了,沒想到這個靦腆的姑娘出語驚人。我想了一下,回答說:「是我幼兒園時的一個老師,姓王。」

  我小的時候,爸爸媽媽都在北京的一家報社裡當記者。那時候他們都很忙,經常要到外地出差採訪。沒有時間照顧我。從我三歲起,便把我全托在報社的幼兒園裡。每星期六下午接我回家,星期一早上又把我送回幼兒園。就這樣,我的童年幾乎都是在幼兒園度過的。幼兒園是我的第二個家。

  我們的幼兒園座落在北京東四十二條裡,早先大概是前清的一座親王府,氣派很闊大。裡邊有宮殿,亭閣,花園,假山,甚至還有一條小河。河上有兩座橋。秋天的時候,王老師常常帶著我們划船。我們一邊穿過小橋,一邊用竹竿敲打岸邊的棗樹枝,紅色的棗子便像雨點似的落在我們頭上。

  王老師是我上中班和大班時的老師。那時候她大約十八歲,幼兒師範剛畢業,其實也還是個半大的孩子。在我的記憶裡,王老師長得很漂亮。她瘦高個,鵝蛋臉,眼睛細長,俗稱「丹鳳眼」。她的皮膚很白,頭髮又黑又長,紮成一條過腰的長辮垂在腦後。在她的兩頰上,常常泛著兩塊紅暈。

  她喜歡穿一件大紅的毛衣,外邊罩一件深藍色的褂子。每當吃飯時,總是由她給我們分菜。當分到我們這一桌時,她常常走到我的身邊,一隻手撐靠在我面前的桌面上,一隻手握著長杓子,把菜分到我們每個人的碟子裡。那時候,我坐在小椅子上,頭剛好到她撐在我面前的手腕那。她那脂玉般的皓腕襯著藍袖口露出的大紅毛衣,紅藍白三色交相輝映,像是一副絕妙的靜物畫,深深地刻在我童年的腦海裡。當她俯身向前以便把菜分到坐在桌子一端的孩子的碟子裡時,她的長辮梢常常輕輕地拂到我的臉上,弄得我怪痒痒的。

  一次,我們班上的一個孩子不小心弄壞了一個玩具,但他不吭聲,把玩具放在一邊就走了。正好我不知情,接著他去玩那個玩具。當我發現玩具壞了去報告李老師(不是王老師)時,她卻不問青紅皂白,硬說是我把玩具弄壞了,罰我一個人在教室的一個角落裡修玩具,不讓我和大家玩。我從小就嘴笨,不會為自己分辯,吃了啞巴虧。

  那天夜晚,皎潔的月光穿過窗欞傾灑在我的床上。我睡不著,非常的想媽媽。我手裡緊緊地攥著一顆大白兔奶糖,那是星期天媽媽送給我而我捨不得吃的。我藉著月光看著糖,想起星期天在家時媽媽對我的疼愛,淚水止不住地潸然而下。我怕老師聽見我哭會說我,便把頭藏進被窩裡,把臉埋在枕頭上。我一邊抽泣一邊在心裏喊著:「媽媽,你為什麼總是把我送到這個沒有人疼我的地方來?媽媽,你為什麼這麼忍心丟下我不管?媽媽,我想你!媽媽,你快來接我出去啊!」

  這時候,有人走近了我的床頭。我嚇得立刻停止了啜泣,屏住了呼吸。那人揭開了我的被子,輕輕地把我抱在了懷裡。原來是王老師。她把我抱到了老師們值夜班睡的房間,此時,我再也忍不住心裏的委屈,索性摟著王老師的脖子放聲大哭,一邊喊著:「媽媽……」那個白天罰我的李老師笑著對我說:「別哭了,你這不是已經找到另一個媽媽了嗎?」其餘的老師頓時哄堂大笑起來。

  王老師把我放在她的床上,那天晚上,我是在王老師的懷裡,嗅著她身上的清香入睡的。

  王老師很會講故事,她知道很多故事。上課的時候,她就給我們講這些故事。我至今記得的是:「大鐘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皇帝,決定要鑄一口大鐘。大鐘上還要鑄上佛經的經文。皇帝命令北京的一位著名的鑄工師傅負責這項工程。如果一年後,大鐘沒鑄出來,皇帝就要砍這位鑄工師傅的頭。

  一年過去了,但是這位著名的鑄工師傅沒能把大鐘鑄出來。皇帝生氣了,這位可憐的鑄工師傅被砍了腦袋。

  皇帝又命令另一位鑄工師傅鑄造大鐘。又過去了一年,這位鑄工師傅也沒能把大鐘鑄出來。他也掉了腦袋。

  許多年過去了,不知有多少能幹的鑄工師傅丟了腦袋。但大鐘還是沒有鑄成。

  皇帝發火了,下了一道聖旨:「一年之內,北京的鑄工師傅們必須把大鐘鑄出來。否則,砍掉所有的北京鑄工師傅的腦袋。」

  北京的鑄工師傅們慌了,他們推舉了張師傅領導這項工程。

  張師傅年近七十,已經退休了。他的妻子已經去世,只留下一個十七歲的女兒小華和他相依為命。

  張師傅發現大鐘鑄不出來是由於爐火的溫度不夠,於是千方百計提高爐火的溫度,但一直沒成功。

  光陰似箭,轉眼一年已經過去了十一個月,離限期只有一個月了,張師傅心急如焚。一天晚上,他作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一位仙人告訴他,要提高爐火的溫度,必須把一位少女投入火中。他醒來後,覺得這個夢很奇怪,就把它告訴了同伴。湊巧,小華也在旁邊聽到了。

  限期的最後一天到了,但爐火的溫度還是上不去。大家都急得出了冷汗。這時候,小華來到工廠給爸爸送午飯。她對爸爸說要到爐邊看看。她走近了爐邊,乘大夥不注意,突然縱身投入了熊熊大火中。張師傅趕緊上去抓住女兒,可是已經晚了,他只抓住女兒的一隻鞋。
  
大鐘終於鑄成了。皇帝獎賞了張師傅和其餘的鑄工師傅。這口大鐘至今還保存在北京的「大鐘寺」裡。據說,當人們敲響大鐘的時候,大鐘就會發出「鞋──」的聲音。「這是小華在向爸爸要她的鞋呢。」王老師給我們解釋說。

  這個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想著小華的悲劇。我真恨不得自己能替小華去死。不知道為什麼,在我的想像裡,小華長得很像王老師。

  王老師喜歡向我打聽我父親的消息。比如:「你爸爸的咳嗽好了嗎?」「你爸爸有沒有問你在幼兒園過得怎麼樣?」「這星期你爸爸又畫了什麼?」(我父親喜歡畫畫。)好像她對父親的一切都感興趣。星期六回家我常常把王老師問我的話告訴父親,他聽後總是淡淡地一笑,並不說什麼。

  一次,王老師在給我剪指甲時,看見我胸前系的小手絹很別緻,便要我解下來給她看看。這手絹是絲綢的,上邊是爸爸親筆畫的一匹小馬。因為我屬馬。小馬旁邊還有爸爸給我寫的一首詩:

  小馬小馬到處跑,
  跑到樹下睡大覺。
  醒來一看叫不好!
  原來媽媽不見了。

  王老師仔細端詳著手絹上的小馬,一邊說畫得真好。當念到父親給我寫的詩時,她忍不住「扑哧」一聲笑了。她拿著手絹反覆看著,久久不願還給我。我看她愛不釋手的樣子,便說:「王老師,要是你喜歡,我把手絹送給你好了。」王老師大喜過望地問:「真的嗎?」「真的。」我點點頭。「你爸爸要是說你呢?『你怎麼隨便地把我給你畫的手絹送人啦?』你怎麼辦?」王老師擔心地問。「要是爸爸問我,我就說王老師是幼兒園最好的老師,送她一條手絹是應該的。」王老師高興得不知說什麼好。她一把把我摟在懷裡說:「京京真是個懂事的孩子。」

  剪完指甲,王老師說:「可是你沒有手絹怎麼辦?這樣吧……」說著她從衣兜裡掏出一條白手絹,說:「這條手絹是我新買的,還沒用過,送給你。」說著,王老師把她的手絹給我繫在了胸前。然後,她把小拇指勾著伸出來說:「來,咱們拉拉勾。」於是我也伸出小拇指勾著王老師的小拇指,兩人一邊用勾著的小拇指來回拉著,一邊念道:「拉鉤上吊,一百年不許要。」兩人都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此時,恰巧李老師走過來看見了,說:「小王,你怎麼老跟小孩似的,沒大沒小。」原來,這「拉鉤」的把戲是我們北京小孩子的習慣,為的是不讓對方送東西後又反悔。

  星期六回到家,媽媽發現我的手絹換了,便問我是怎麼一回事。待聽我說明原委,媽媽笑著回頭對正在寫稿的父親說:「看來你的畫還有人挺欣賞。」父親還是淡淡一笑,什麼也沒說。

  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個星期六的晚上,天已經很晚了,但我母親仍沒有來接我。最後,所有的孩子都走光了,就剩下我一個人。王老師自願地留下來陪我。我眼巴巴地望著門外,急得快要哭了。王老師安慰我說:「別哭,媽媽馬上就來。」

  天已經暗了。終於,父親騎著一輛自行車來了。父親向王老師道歉,因為媽媽有別的事,今天不能來接我。王老師一見父親,臉便漲得彤紅,說:「沒什麼。」

  當父親把我帶出教室時,卻找不到自行車鑰匙。他在院子裡到處找,王老師也幫他找,但在一片昏暗中,什麼也看不見。最後,父親用手提著自行車,王老師抱著我,在沉沉夜幕中,向離這不遠的我家走去。一路上,兩個大人都不說話。

  我雖然還小,但也感到有點不對勁。為了打破這種沉悶的氣氛,我對父親說:「爸爸,李老師說我找到了另一個媽媽。」
  「誰?」父親問。
  「王老師。」我說。
  「胡說八道。」父親說。路燈下,我看到王老師的臉似乎更紅了。
  「小王,快把孩子放下,讓他自己走。」父親說。
  「沒關係,不沉。」王老師說。
  看父親提著車步履艱難地走著,王老師說:「來,讓我提車,你抱孩子。」
  「不,不,我能行。」

  我覺得父親好像生氣了,便不再吭聲。現在想想,我那時真是蠢得可以,說出那麼讓人難為情的話。不過,那時在我童稚的心裏,真的希望有兩個媽媽:一個在家裡,一個在幼兒園。

  在一片沉默中,我家的大紅門到了。父親對王老師說:「已經晚了,在我家吃了飯再走吧。」王老師說:「謝謝,不了。如果我回家太晚了,我媽會擔心的。」說完,沖父親莞爾一笑,一轉身,便消失在夜幕中。

  只是在過了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母親未能來接我的原因。原來,母親那時已被指控為「右派」。那天晚上,母親在挨了一天的批鬥後,拖著懷孕五個月的疲憊的身子來幼兒園接我,半路暈倒在馬路上,撞上了一輛三輪車,那位三輪車工人把母親送到了醫院。這件事發生在一九五七年夏。

  但更糟糕的事還在後邊。不久,我的父親也被指控為「右派」。

  我至今還記得,在那段可怕的日子裡,有一天星期天的早上,我起了床,照例到爸爸、媽媽的房間去請安。但是,當我進屋時,看見母親仍躺在床上,兩頰佈滿了眼淚。我覺得很奇怪,就問:「媽媽,你為什麼哭啊?」那時候,我以為只有小孩才會哭,大人是不會哭的。母親用手輕輕地撫摸著我的臉,苦笑了一下,什麼也沒說。這時候,在一旁的父親替母親回答說:「你媽媽眼睛疼,所以流眼淚。」
 

 那時候,我尚不懂得,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對父母親來說意味著什麼。父母親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冒著生命危險,年紀輕輕地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組織,他們一向把黨當成自己的親人。如今親人不要他們了,要把他們趕出大家庭,這對他們是多麼傷心的事啊!
 
 在這之後不久的一天中午,我在幼兒園吃完午飯,正要回大殿裡去睡午覺。當我經過我們的教室的時候,突然聽見裡邊好像有人在哭。我攀到窗戶上一看,原來是王老師在哭。她一邊哭,一邊還用手絹擦眼淚,就跟我們哭的時候一樣。我們幼兒園的園長,一位慈愛的老太太,正在旁邊像哄孩子似的勸慰王老師。我當時很吃驚:「怎麼,連王老師也會哭啊?平時我們哭的時候,她總是說哭沒有出息,可現在──」
 
 第二天早上起床時,我趁王老師給我穿衣服之機,悄悄地問她:「王老師,你昨天為什麼哭啊?」王老師驚異地用雙手捧著我的臉,仔細端詳了一會,好像不認識我似的,答非所問地說:「要是王老師走了,你會想我嗎?」我一時沒明白,問:「去哪?」王老師說:「老師要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了。」我一聽,頓時急得漲紅了臉,眼淚都快要出來了。我一把抱住王老師,說:「我不讓你走,我不讓你走。」王老師見我急得這樣,笑了,緊緊地摟著我說:「老師跟你開玩笑,快別哭。」

  許多年後,我才知道王老師那次哭的原因。原來,報社領導要王老師揭發我父親的所謂「右派言論」,說這是黨對她的考驗,看她能否和右派劃清界限。王老師不願意,但又不知該怎麼辦,急得哭了。要知道,她那時不過才十八歲,哪裡經歷過這麼複雜的政治風雲。
  
一九五七年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全報社的記者員工都在報社的小禮堂舉行批判我父親的「右派罪行」的大會。那個小禮堂我也去過,在辦公樓的最高一層,很富麗堂皇,柚木作的地板光滑如鏡。有一次,母親帶我去那看木偶戲時,我曾經一跤從後排滑到了前排。
  
大會由當時的社長鄧鐸主持。那時鄧鐸哪裡會想到,十年後的文革中,他只因寫過一些奉勸式的雜文,便也在這個小禮堂裡遭到了比現在還要殘酷得多的批鬥,後終因不堪凌辱,在妻子的默許下而自殺。
  
大會發言開始了。許多人,有認識我父親的,有不認識我父親的,有真的相信我父親是個大壞蛋的,也有只是為了個人野心向上爬的,紛紛走上講臺,用最嚴厲的辭藻批判我父親。
 
最後,鄧鐸宣布:「反右派的鬥爭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現在,我們請報社幼兒園的王老師上臺揭發批判右派的罪行。」
  
頓時,全場肅然,大家都把臉轉向了後排。我父親也不禁睜大了眼睛向後排張望。只見王老師從容地從座位上站起來,神情肅穆,朝著講臺一步一步地走來。當她的眼光和父親驚訝、痛苦的眼光碰到一起時,她勇敢地迎了上去。快要接近講臺了,只見她突然跳上身邊的窗臺,縱身一躍,便消失在藍天中。

  人們都驚呆了,一時都反應不過來,全都木木然地站在那。父親最先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他像受傷的獅子那樣大吼一聲,一把推開身邊的兩個看押人員,瘋子似的衝下了樓梯。

  一切都已經晚了。王老師靜靜地躺在夏日的陽光下,一動不動。鮮血浸潤著她的長辮……父親抱著她的屍體,失聲慟哭。人們在她的白襯衣的口袋裡,找到了一方白絲絹,上邊畫著一匹小馬。絲絹裡,裹著一把自行車鑰匙。  

  此時,上邊的禮堂裡群情憤然,有人高呼:「為右派殉葬死有餘辜!」

  批判大會就這麼亂哄哄地結束了。

  從那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爸爸媽媽都不能來幼兒園接我。他們下放勞動去了。不知有多少個星期六、星期天的夜晚,我都是一個人睡在空蕩蕩的大殿裡,和我做伴的,只有四週一張張空空的小床。清冷的月光依舊穿過窗欞傾灑在我的床上,但再也沒有人過來疼我了。

  一九七八年秋,在跟隨父母渡過了近二十年流放般的生涯後,我考上了北京大學,重又回到了夢魂牽繞的故鄉北京。在學生宿舍安頓下來以後,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大鐘寺」。

  當我來到門牆傾屺,蒿草蔽徑的「大鐘寺」時,只見山門緊閉。我敲了半天門,才有一個看門的老頭開了門。我說明瞭匆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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