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有許多長期從事農業問題研究的同班同學；1987年受當時中央領導之命，前往調查農村主要作物起伏過大的原因；1989年後，他從事過多種職業，也接觸過農民。
吳稼祥認為，中國的農民問題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三座大山。第一是國家為維持龐大的不以盈利為標準而組建的國營工業體系而榨取農民收入以提供補貼。改革開放後，由於企業進入市場，自負盈虧，這方面壓力減少了。
但第二座大山，龐大的官僚體系仍然在壓榨農民。他舉例，縣及縣一下幹部經常發不出工資，就到農村去吃喝。搬掉這座大山應當通過實行聯邦制來實現。這與道家「小國寡民」的思想相通。根據老子，在一定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只能養活一定的人，官員應當越少越好；因此，應當縮小國家規模。在今天的世界，不可能將中國分為許多小國來減少國家職能，但可以通過聯邦制，減少許多國家職能和相應機構、人員，從而減少開支，降低官僚人員開支對農民壓榨的需求。
吳稼祥先生目前主要研究如何以聯邦制解決中國具體問題，上述想法是他研究聯邦制對農村影響的心得。
第三座大山是各方面的尋租行為對農民的盤剝，應當通過土地私有化和允許自由轉讓來解決。根據周其仁先生的研究，土地權力包括使用權、轉讓權和食利權；其中的任何一項受限制都會影響土地收益；因為土地不是私有因而不能轉讓，土地收益不能最大化，農民客觀上減少收入。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改革後，土地產權不歸農民，但使用權卻可以有限轉讓；這使得各界得以通過尋租行為，影響政府決策，在不規範轉讓土地使用權時攫取土地收益，從而減少農民的可能收入。大量的房地產投機生意就是這類事例。
目前，政府不放開土地私有和轉讓，一方面是通過堅守最後一道意識形態防線表明其「社會主義性質」，另一方面，則是為政府留下最後的財政收入的可能來源以填補解決金融投機等危機所需的資金缺口。這類尋租行為和政府轉移財政負擔給農民的措施，不僅損害農民利益，而且極大地腐蝕了政府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