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領域的三大困惑
首先，在大陸改革的政治領域，至少有三大課題使人困惑。第一是八九民運與中共政權壽命的關係。著名的中外學者在「六四」事件後大都預測中共的末日指日可待，但竟然在此十二年之後，為甚麼中共仍然能夠安然執政？流行的解釋是，鄧小平運用了「用金錢和腐敗買穩定」的戰略，但問題是為甚麼「六四」後的中共，還有可能用金錢和腐敗買穩定？為甚麼「熱愛」民主的中國人民，能夠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種「贖買」？尤其是，為甚麼用金錢買來的穩定，能夠持續如此之久？
第二是腐敗與動亂的關係。權力腐敗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政治危機的導火線，但為甚麼遍地腐敗的大陸並不見改朝換代？而且學者們大都認同，腐敗的根源是政治的專制和媒體的不自由，但問題是民主的菲律賓、印度和南韓，其腐敗的程度也是舉世震驚。於是，學者們開始探索大陸的腐敗是否與政治專制沒有必然聯繫？而且是否東方文化孕育下的腐敗，並不一定阻礙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西方標準的搞腐敗，在東方也許是搞關係？東西方的腐敗定義，是否需要雙重標準？
第三是中共領導集團的政治分類問題。西方學界大都習慣運用線性思維，將中共領導集團分為一條直線上的左右兩極。例如，在八十年代，人們將中共領導集團分為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與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但是，一旦鄧小平與陳雲聯手鎮壓八九民運，就將這種線性區分逼到了尷尬的境地。到了九十年代下半期，又將李鵬劃為保守派首領，將朱鎔基歸為改革派大將。但當朱鎔基表態支持鎮壓法輪功之後，又使這種分類變得蒼白無力。尤其是面對一大批腐敗份子，如陳希同等，八九民運前有人將他評價為改革派，因為他確實為北京的經濟改革與開放作出了許多貢獻；但在八九民運中，他盡全力鎮壓學生運動，所以主流媒體又將他歸為保守派。於是，在政治光譜上，如何定位無處不在的腐敗集團，就為中國問題的專家們留下了一堆困惑。很顯然，嚴肅的學者開始摒棄保守派改革兩極的分類，但又難以提出精確概括大陸領導集團的分類方法。
如何評價中國的權力資本經濟
除了政治研究領域，大陸改革的經濟研究領域也同樣出現許多困惑。其一，如何評價大陸的權力資本經濟？多數東西方學者認為，事物的發展必有共同的終點和目標，任何不符合基本常識和共同規範的「奇怪」或「獨特」的現象，必然是暫時的和過渡的，而且認定大陸改革與西方社會的發展必定是殊途同歸。所以，對於大陸的權力資本經濟，多數人斷定這是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暫時現象，其最終方向必然是市場經濟。但是，許多事實已經證明，權力與資本、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形態，既不是計畫經濟、也不是市場經濟，更難斷定它的未來發展方向一定是市場經濟，因為它的本質是壠斷的和排他的，所以在根本上，它是反市場經濟的。
其二，如何評價在大陸出現的有成效、但無規則的經濟體制「怪胎」？例如，介於西方股份制與大陸集體所有制之間的股份合作制、介於土地私有和集體所有之間的土地承包制、以及介於鄉村工業和城市工業之間的鄉鎮企業，尤其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典的教科書向來認定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社會主義就不應有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則不可能在典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生存。但這種將車輪做成方形的嘗試，卻在大陸魔術般地成為現實。問題的關鍵是，這些體制「怪胎」是過渡的經濟形態，還是獨立的經濟常態？
中國大陸外逃資金與經濟發展
其三，如何評價大陸的外逃資金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眾所周知，大陸權力資本家們的資產不是重新投資國內的產業，而是大量轉移國外。據統計，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的外逃資金是三百六十四點七四億美元，時至二○○○年，外逃資本猛增到四百八十億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對大陸的投資額才四百零七億美元，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於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而且外逃國外的資金也不是再行產業投資，而是進行消極儲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學、以及購房消費，其重要原因是他們的資產來源都是非法和不正當的，由於大陸實行了儲蓄名實制，相當程度上堵住了黑錢的流通，於是逼迫大批「灰色資產」外逃。
由於資金持有者無法將資金轉化為資本，只關心短期的消費，不關心長期的投資，所以，大陸的經濟正在重蹈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西班牙的老路，將大量資金揮霍於消費領域，而沒有及時地轉化為企業資本，其後果就導致盛極一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國迅速衰落，而當時英國及時將資本原始積累投入產業發展，成為第一個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但是，既然大陸的資金出多於進，為甚麼在全世界經濟出現蕭條的二○○一年，大陸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夠高達百分之七以上？這似乎又挑戰了外資是推動經濟發展重要動力的經濟學理論。
社會領域的令人費解現象
最後，不僅大陸的政治、經濟領域挑戰了流行的西方理論，而且大陸改革的社會領域更是出現了許多令人費解的現象。
一是大陸中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問題。按照西方的經典理論，中產階級向來是一個追求獨立、民主的社會階層，但在大陸的民營資本家卻以依附權力為榮，並強烈反對大陸的民主化進程。例如，大陸的所謂中產階級中的中共黨員比例不斷上升，一九九三年私營企業主中黨員比例為百分之十三點一，到二○○○年已高達百分之十九點八。可以預見，一旦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付諸實施，中產階級的中共黨員比例有可能超過三分之一。這些所謂的中產階級大多維護現行的政治體制，強烈要求江澤民繼續在位，成為政治權力的寄生階層，因為它們發財的源泉與特權的關係極為密切，它們希望自己血本所投資的政商關係能夠最大程度地延續，改朝換代就意味著一切需要從頭開始。
二是經濟發展與社會動盪的關係。根據一般的經濟常識，隨著民眾生活水平的提高，心理期望值增加，必然對社會現狀不滿，加上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的犯罪率也必然上升。所以，根據東亞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一個發展中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旦超過八百美元，就開始進入了社會動亂頻發的動盪期，而大陸在四年前就達到了這一危險指標。另外，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的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一旦超過零點四三，就超過了全社會大動盪的警戒線，而大陸的基尼係數已高達零點四五八，為甚麼就是不見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工人暴動和軍隊兵變？與此相關的是有關大陸三年飢荒的研究，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是，為甚麼中國餓死近四千萬人，竟然沒有出現任何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而當時民眾所承受的痛苦指數遠遠超過當年的陳勝、吳廣。
於是，學者們有理由困惑，是經典的教科書錯了，還是中國大陸確是一個「異數」，自外於世界潮流和國際規範？或者人們還需要等待，等待大陸未來發展的現實來證明經典教科書的正確？但學者的使命是針對現實，去解釋事實，並由此創造新的理論，而不是用事實去遷就現成的理論。
總之，諸如此類的問題和「猜想」不僅困擾西方學術界，也值得中國學者反思和探索。筆者希望上述困惑能夠引起國內學者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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