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記者親眼目擊中國VIH病毒攜帶者第一次暴動
解放報記者在這個長篇報導裡描述：「當我們的小汽車來到後楊村時，一個老年婦女抱著一個感染了愛滋病毒的嬰兒匆匆跑到車子跟前來，放聲大哭。」記者無須太多的語言，僅這個悲哀的場面就已經表明，被遺棄在疾病和死亡之中的絕望的後楊村村民已經無路可走，他們希望有人來採訪他們，瞭解他們，以便外界知道這裡的真相。
就在解放報記者要跟這位老大娘說話時，幾個警察走來干預記者的採訪。這時，只見老大娘把嬰兒放在記者汽車的車頭上，轉過身去衝著警察大聲說：「你們不要管，沒有人關心我們的命運。他們是來聽我們說話的，你們沒有權利抓他們！」
警察要求外國記者離開。解放報特派記者阿斯基和攝影記者貝特朗．莫尼埃等人見警方干預，正打算避開，突然跑來幾個村裡的婦女躺到他們的車輪前面，不讓記者離去。這就是法國記者1月9日在北京以南900公里河南境內「愛滋村」後楊村裡目擊的一個令人震撼不已的場面。據法國記者說，當時奉命阻止採訪的警察沒法只好走開了。
解放報記者組寫道：「在這個意想不到的戲劇性場面之後，我們親眼目睹了一連串的事情，那場面可以說是我們看到了中國VIH病毒攜帶者的第一次暴動。村民摧毀了中國官方的兩輛小汽車，並把幾名警察扣為『人質』長達幾個小時。」記者組在報導裡還說：「村民一開始在警察的鷹爪下『救』了我們《解放報》幾個特派記者，後來也揪住我們不放，把我們作為引來中國衛生當局注意力的籌碼。」
解放報記者很理解後楊村村民的這些絕望舉動。但特派記者阿斯基說，現場也發生了一件對法國特派記者組不利的事情：不知從那裡跑出來一夥趁機打劫的傢伙企圖搶劫記者的器材，擾亂了記者的採訪計畫。當地警方也盯上了法國記者組。解放報特派記者組隨後在距村子幾公里的一個公路關卡遭到警察攔截和檢查。警察盤問之後，喝令法國記者立刻離開當地，不得到其他「愛滋村」繼續採訪。
法國解放報記者組在報導中指出，這是自去年8月中國當局承認河南存在「愛滋村」這一被掩蓋的現實以來，外國記者首次在河南現場親眼目擊「愛滋村」村民不滿當局隱瞞現實而採取搗毀汽車和扣押警察為「人質」的暴烈行動。這一事件表明，中國「愛滋村」的現實以及愛滋病流行的範圍遠比人們想像的要嚴峻得多。而中國政府越隱瞞這樣的事實，其危險性也就越來越大，總有一天要爆發出來，成為震盪中國廣大貧困地區的巨大社會問題。解放報記者組指出，自從兩個月前中國媒體公開談論河南「愛滋村」問題以來，成千上萬感染愛滋病的中國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他們正在等待死亡的現實命運，因此可以預料中國政府已經被迫面對這座正在爆發的「火山」。
這些農民是被中國「輝煌的十年」判死刑的
對於只圖經濟增長率數字而不管社會貧困鴻溝的中國領導人來說，對於還死抱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理論而不思考社會公正問題的中國政府來說，也許「火山」爆發只是「愛滋村」村民的天命，而不是制度問題，不是政府管理社會出了問題。那麼問題在哪？誰應該對「愛滋村」村民的命運負責？也許事情確如法國解放報14日在同一版發表的專題社論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歷代君王所擔心的「亂」現在又來了，又像從前那樣使中國領導人感到「亂世」在威脅「帝國」的解體了。
解放報這篇專為中國「愛滋村」農民而寫的社論意味深長，標題就叫作《警告》（Avertissement）。社論分析說，誠然愛滋病患者的「農民起義」動搖不了北京政權，但卻具有「警告」的意義。而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農民之被「世紀絕症」判死刑是與中國真正覺醒並躍升為超級強國的最近十年所謂經濟「輝煌時期」同步的，因此這些悲慘的農民也是被這「輝煌的十年」判死刑的。
據解放報特派記者阿斯基說，法國記者組其實七個月前就已經一度訪問過河南後楊村。當時村民還被蒙在鼓裡，對他們遭罹「世紀絕症」的情況一無所知，以為是登革熱之類「熱」病，而且這些祖祖輩輩生活在貧困之中，而在「新中國」仍然被社會發展遺忘的農民似乎還是那樣聽天由命。然而半年之後，他們「醒悟」了，從逆來順受開始走向反抗。這是對命運的反抗，同時也是對一種不公正的制度的反抗。
正如法國解放報所指出，河南數以千計感染愛滋病的農民幾乎完全被社會遺棄，而在中國還沒有看到有關人們怎樣取得抗愛滋病藥物的社會渠道和公開辯論，但可以預料要不了很久河南「愛滋村」的悲劇就要迫使中國領導人面對這一緊迫的現實。
人們記得，法國曾因病人輸血感染愛滋病而爆發使多名政府官員受到法律審判的「污血案」。中國河南農民因賣血而感染並傳播愛滋病，是不是政府就沒有責任？這件中國的「污血案」是誰造成的？法國解放報認為，除了北京中央政府應該檢討其社會政策之外，長期企圖隱瞞中國「污血案」的河南地方政府在這一事件中恐怕也難逃責任。而且河南農村90年代初開始興起的「賣血生意」，就是在地方官員的鼓動下興起來的。這種在中國發生並延續了十年的「賣血生意」可能創下使大量居民感染愛滋病而死亡的記錄。
據國際醫學界估計，河南VIH呈陽性者（即愛滋病毒感染者）人數至少達到150萬人，而且這個數字已經沒有人懷疑。就連中國媒體的報導也提到河南可能有200萬愛滋病毒攜帶者這個數字。法國解放報指出，地方衛生官員利益薰心誘導賣血生意導致200萬人罹患「世紀絕症」，這已經是夠駭人聽聞的了，而奇怪的是這些官員直到今天還在其位並且官運亨通。因此，後楊村村民怒砸官車和警車不僅是對官僚草菅人命的反抗，更是對共產黨官僚體制的憤怒和拒斥。
官員對村民說：「你們一個個都要死去……」
法國解放報記者組在後楊村發現，這個「愛滋村」的村民完全得不到醫療，甚至政府沒有一個人來過問他們的生活和疾病。記者在一些村民家裡問起，為什麼不去醫院看病？聽到的幾乎都是同樣的回答：「我在醫院裡不認識人，拿不到藥。你不認識醫院的人，去了也白搭。」有的則說：「為了得到一兩瓶藥，你得去求爺爺告奶奶。」記者問，國家給不給補助？一個婦女回答說：「也許有，但都到當官的手裡了，留給他們自己的家人用，或者給他們的親戚朋友用。」
解放報記者組指出，儘管去年8月中國政府承認河南「愛滋村」悲劇並展開一個大型的防治愛滋病計畫，但今年1月9日的現場採訪證實5個月來河南「愛滋村」沒有任何變化。後楊村去年蓋的衛生院，大門一直上了鎖，誰也不知道醫療隊什麼時候來，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醫生來給他們看病。至於相鄰的文樓（Wenlou）村，因為媒體講得多，村裡現在設了一家門診，但也只是一個裝門面的「窗口」而已。
記者問，那麼政府主管衛生的機構幹什麼去了？一個過去在文革時期當過「赤腳醫生」、現在自開診所的婦女苦笑了一下說：「政府官員根本就不願意推行愛滋病檢測。如果查出來感染率很高，他們就會擔心發生動亂。」村裡一個男子則用想說又不敢說的口氣說：「我們想抗議，但不知道怎樣抗議……」然而我們看到，警察來抓法國記者時，敢怒不敢言的村民找到了一個爆發的機會。他們跟來抓人的警察論理。他們要保護關心他們的外國記者。一個警官模樣的年輕警察和縣裡趕來的衛生局副局長的那套官樣說詞最後激怒了村民。村民當著警察的面，砸了衛生局官員的汽車和警察的警車。那個臉突然變成土色的衛生局官僚居然惡狠狠地對村民說：「你們一個個都要死去……」
河南農民說：「我們一無所有」
據解放報記者組說，1月9日在後楊村採訪的當天上午，警方未來得及干預之前，村民曾打開家門接待法國記者並向記者講述他們生活上的困苦。記者在農民破敗的住家裡看到的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的景象。後楊村是個大村，共有4000居民，至今已有150人死於愛滋病。據解放報援引獨立醫生在該村作的檢查，村裡80％的成年人和大量兒童都是VIH攜帶者。一個曾經賣血數十次的王姓婦女，年齡只有45歲，但看上去就像已經是個六旬老婦；她流淚跪在地上對法國記者說：「感謝你們來關心我們……」她已經染上愛滋病，她的丈夫也跟她一樣是VIH攜帶者。記者注意到，她的家裡只有一種叫做「金隆」（jinlong）的膠囊，是中國產的一種治療腫瘤的中成藥。
解放報記者組寫道：「我們在村裡一家一戶地拜訪，每到一家，村民都是哀求我們坐下來聽他們講他們的事情，家家講的都是同樣的悲劇。在這個貧窮的農業地區，他們十年來賣血，為的是補充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收入。」村裡的一個男子還讓法國記者看他佈滿針頭痕跡的手臂。「超過一千次，」這男子似乎在表示他賣血達到了一個最高記錄，卻不知道這個記錄也意味著為他寫下了死亡證書。
警告：中國的社會經濟革命伴隨著不平等和人的悲劇
法國解放報在題為《警告》的社論裡指出：「在共產黨專政的紅色招牌下，致富是一件光榮的事情。自由創業、自由消費、自由玩樂、自由走動，一言以蔽之，生活的自由度從來沒有這麼大過。但是，公民批評當政者的權利卻始終被限制到幾乎等於零。一場真正的社會經濟革命正在改變中國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民族的面貌。」
社論提請中國領導人注意歷史的教訓：就像歐洲一百五十年前一樣，這場革命會伴隨著明顯的、日益加大的不平等，伴隨著社會和人的殘酷的悲劇，而由於官員瀆職，由於荒淫無度的腐敗，由於全然沒有民主的生活、沒有真正的新聞自由而導致犯罪者逍遙法外，這一切也將加劇社會和人的悲劇。這類悲劇可能引發危險的暴亂，甚至革命。
社論指出，就在中國被接納為直接貿易組織會員國並將主辦2008年奧運會之時，北京承認中國患了愛滋病，並不是純粹的巧合。中國面臨的挑戰應該是在進入現代世界時不因內部的張力而大破裂、大出血。如果否認中國經濟「奇蹟」背後隱藏的那一面，否認中國目前繁榮的背後存在著巨大不平等的黑暗面，否認這種黑暗面帶來的社會痛苦，遲遲不去糾正社會的不平等並減輕人的痛苦，那麼，中國領導人就有可能失去「天子的權力」，即人民所給予的默許。只有一個民族的這種默默的讚許，才是避免國家陷入「亂世」的唯一持久的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