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幹部作風惡劣是直接原因；
據瞭解，監利縣動不動就是關、押、打、罰農民是從1989年開始的，發源於當時的城郊鄉。鄉政府有一個「黑屋」，各個管理區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擊抗糧抗款的壞分子的「糾察隊」，直屬鄉主要領導的指揮，備有橡皮棍、電棍、手銬等警具。
雖然城郊鄉的「小黑屋」在上級人大和檢察機關的干預下撤除，但沒有一個幹部因此受到處分，相反城郊鄉領導還榮升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縣的「小黑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幾乎個個鄉各個管理區都有了，甚至有的村裡也搞「小黑屋」。一個「小黑屋」就是一個監獄。在監利蹲過「小黑屋」的農民每年都數以萬計。
在監利，讓農民下跪是經常的事，監利縣有位幹部曾經有段「精彩」的講話：「有很多農民來告狀，說幹部讓他們下了跪，我說，你們父母親要你們下跪為什麼不來告狀？『巫婆』讓你們下跪你們怎麼就乖乖的下跪，為什麼共產黨要你們下跪你們就有意見？」
在監利，給共產黨下跪的農民數以萬計。十多年來，監利干群關係日益惡化。每年都有數百起農民和幹部暴力對抗事件。農民作為一個弱者，面對幹部粗暴的「管制」，往往選擇死來抗爭，或無力抗爭就整死了。
二、縣委書記榮升和李昌平出走是間接原因。
李昌平於3月8日給中央領導寫信後，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等一系列突出問題，中央領導於3月22日作出批示，於3月底4月初派出調查組深入農村調查，其間，監利縣委書記揚道州於4月中旬榮升荊州市副市長，6月湖北省委作出決定，揚道州同志重新返回監利縣委書記崗位－－「擦屁股」。但僅二個月後，楊道州就回到了副市長的崗位，且主管農村、農業、農民負擔工作，而李昌平卻背井離鄉下海打工去了。這讓農民既傷心又絕望。
三、債務危機是經濟原因。
監利縣鄉區村級債務約10億元，其中村級約5.5億元，鄉區級約3億元，縣級約1.5個億。並且大量的債都是幹部經手借的，一大半屬於高利貸。有的是自己的錢，有的是朋友的錢，監利縣每年支付利息約2億元，而全縣合理的農民負擔才1.5億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節，鄉村幹部就拚命收錢償還自已經手的債務，財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組空數據。棋盤鄉1999年中稻晚入庫時，農民實際交糧款800多萬元，財政只入庫45萬元，收起來的錢鄉村幹部截留還了自已經手的高利貸的利息。
縣裡領導，對下面幹部收錢截留還債不明底細，以為農民真的抗糧抗款不交，真的有很多故意和共產黨作對的壞分子。出於財政的壓力，對於鄉村幹部亂罰款、亂加息、亂關人、亂打人的做法便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
在國家、集體、農民和債主四方關係中，國家、集體、債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為代表國家和集體同農民打交道的幹部就是債主。幹部們打著為國家、為集體收稅的幌子，實際上幹的是為自已收高利貸的勾當。監利的干群關係已經越來越像「黃世仁與楊白勞」的關係了。
四、「黑政」化是政治原因
中央三令五申減輕農民負擔，但實際上是農民負擔逐年加重，監利縣1997－1999三年農民負擔都在3.6億元以上，其中合理的負擔只有一半，干群關係越來越緊張。地方政府為了維護幹部特權階層的利益，不可能減輕農民負擔，但面對群眾日益對立的情緒和中央三令五申，縣鄉政府主要官員又不敢「以身試法」。於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團體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一兩個幹部和一幫流氓地痞組成的小分隊橫行鄉村，「管束」農民，欺壓農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狀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責任，縣鄉領導往往會既唱紅臉－－假裝從嚴處理責任人，又唱花臉－－用錢把事情擺平。
黑社會性質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經濟利益，又擴大了自已的勢力範圍，這是地方流氓勢力求之不得的。如果這種「黑政」任其發展，將會有更多的老百姓死於非命，會使農村社會變得非常黑暗。
五、農民的貧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會原因。
由於農產品價格持續走低，農民負擔居高不下，再加上農民非農業領域就業空間越來越窄，在非農領域獲取報酬呈下降趨勢，所以農民越來越貧困了。
在監利，一個農戶種15畝地的收入不超過800元，這是田種得很好的農戶，一般的農戶種田沒有利潤，有的還虧本。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四年，而農民的負擔卻居高不下，每畝都在200元左右，教育收費也很高，小學生每年收費600元左右，初中生1500元左右，農民生了病根本看不起醫生，甚至用不起電，貧困使很多農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農民外出打工情況也非常糟糕，他（她）們每天要工作12－15小時，還經常遭到工頭的打罵和欺詐，打工的生活是很艱辛的，酸楚的。
在農民貧困化情況下，貧民渴望能得到社會和政府對他們予以扶助，能得到人間的溫暖。但是，這些年來，幹部粗暴的作風，動不動就對貧困的老百姓關、打、罰款、罰跪，貧困的農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碼的尊嚴。遭遇過非人待遇的貧困農民自尊心受到極大的打擊，往往產生厭世心裏，選擇死來對抗「黑政」。
記者在這裡所說的是監利，但同樣甚至更為嚴重的情況在中原地帶的農村是不是普遍存在呢？農民的活路究竟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