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罷這篇文章，讓人感觸最深的，莫過於這篇文章對李鴻章的極端「愚蠢」的描述。他「愚蠢」到如此地步，甘願地承擔「人情所最難堪」、「費力不討好」之事，這使得「每次在國家面臨危機時出來收拾殘局的李鴻章，都被國人目為賣國者」，而成了舉國的「公敵」。他自作自受，成了「中國人在上一個世紀之交那段悲傷的日子裡終於揪出的一個『罪魁禍首』」，他一直到死，都在「讓國人因為遭受屈辱而積澱的憤恨在怒斥他的過程中得到宣泄。」
然而，在這感觸的背後，筆者又有另一番感觸：對李鴻章的評價，中國人決非直到今天才恍然大悟。至少，筆者在80年代，就讀到史學界關於李鴻章的比較客觀評價。為何《李鴻章之死》這篇文章在當今中國格外引人關注呢？
這是因為，當今中國的新一代官僚們的絕頂「聰明」與李鴻章的極端「愚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人情所難堪」的、「費力不討好」的事情，總是被中國的新一代官僚們巧妙地繞了過去，他們既不屑於做，更不想去做。恰恰相反，「有人情面子」、「不費力又討好」之事，中國的新一代官僚們倒是做得鏗鏘有力，因為這可以十分容易地凸顯出「政績」。這才是《李鴻章之死》這篇文章在當今中國喚起了人們關注的原因。
茲以「讓民營企業主入黨」一事為例來說明中國的新一代官僚們的絕頂「聰明」。這是目前中國最迫切之事嗎？顯然，今日之中國，絕非民營企業主有強烈的入黨要求，他們並非遞交了多年的入黨申請書而求之不得。顯然，今日之中國，也絕非中國共產黨非吸收民營企業主入黨不可，以至於沒有民營企業主的入黨，中國共產黨就無法運轉。事實上，此事之所以在今天要拿到台面上來搖旗吶喊，僅僅是因為，此乃「不費力又討好」之事，此乃「有人情面子」之舉：民營企業主已經有了足夠的經濟資本，入了黨便可再撈取一筆政治資本，何樂而不為之？中國的新一代官僚們又可以把動員了多少企業主入了黨，來作為「政績」，又何樂而不為之？
但是，如果中國的新一代官僚們個個都如此絕頂「聰明」，中國還有什麼希望？但願中國的新一代官僚們也借鑒李鴻章的「愚蠢」，能做一些「人情所難堪」的、「費力不討好」的事情。事實上，目前中國更迫切之事，不是「讓民營企業主入黨」，而應當是「讓民營企業主納稅」。據經濟學家胡鞍鋼估計，中國每年的稅收流失大概為5700-6800億元，在這巨大的流失金額中，民營企業主和他們的僱員們的偷漏稅佔了多少？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心知肚明。這一偷漏稅的金額已經足以保證全中國數千萬下崗工人有飯吃。這一偷漏稅的金額也足以解決全中國農村的孩子的義務教育問題。
設想一下，要是讓中國的各級黨政官員，深入到每一家民營企業，動員企業主嚴格照章納稅，並以此作為「政績」，這樣的「政績」，而不是動員入黨的政績，會帶來什麼後果？當然，這種催人交錢的事情，是「人情所難堪」之事，是「費力不討好」之舉。但卻是正大光明之舉！無論如何，這種難堪也絕不比當年的李鴻章更難堪吧！
所以，今日之中國需要李鴻章。但願所有中國黨政官員們都學習李鴻章的品格，少玩弄些小「聰明」，少從事些「作秀」之舉，多做一些雖是「人情所難堪」、但益國益民的事情。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歷史是公正的，李鴻章得到了應有的「報應」：中國人終於為過去錯怪了他而感到自責。100年以後的今天，人們依然把李鴻章看作是竭力扭轉民族危難的功臣：他使面臨滅頂的中華民族之災難緩解到了最低限度。他的「非敢愛身，惟虞辱命」之品格，他的「一息尚存，萬程當赴」之氣概，必將成為當今中國人的楷模。
今日之中國需要李鴻章。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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