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給小姐拍照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有沒有什麼因緣？
趙：從1991年開始。當時在河南經商，經商的過程中接觸到這群人，以前不瞭解，所以很好奇。一直到1994年，都是業餘在拍。後來，到了海南，做生意虧了，這個時候同她們在經濟地位上也平等了。當老闆的時候，她們不說實話，平等了以後，她們覺得你和她們一樣，就是一個照相的，也賺一份辛苦錢，很多想法和經歷才會告訴你，把你當朋友。這個時候對研究這群人也有了更深的興趣才開始專業拍。
新：您拍的小姐群體基本上都是底層的，舞廳、髮廊之類，這些人主要的共性是什麼？
趙：基本上都來自農村。農村勞動力過剩，流入城裡。吃不了苦，只能吃青春飯。因為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在判斷力上她們把當小姐這條路看作是原始積累，想做幾年就出來。這種想走捷徑的心理像傳染病一樣；再加上回家穿金戴銀，被人羨慕，然後就一個帶二個，二個帶三個的出來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今農村的道德崩壞，母親也不管，想反正是女孩子早晚要嫁出去。
新：您剛才提到說她們想過兩年再出來，但就目前來看，好像沒有，您接觸過的有沒有？
趙：這個必須從整個的群體來考慮，個案說明不了問題。從這個角度的話，應該說確實是很少。這也是這個職業本身的危害性。因為這個絕對是暴利呀，能達到500%的利潤率，誘惑太大了。而且退出來，退出來她們能幹嗎？現在下崗的、失業的都照顧不過來。回農村？憑什麼你們待在城裡，她們就該回去種地？！小姐問題是一個綜合治理的問題，不是說靠自己自覺退出，或公安部門年年嚴打那麼一次。嚴打永遠只是制標不制本。
新：以您拍小姐這麼多年，加上所做的研究來看，中國人對小姐這一特殊群體的心態是什麼？
趙：小姐問題在中國是個隱形問題，有兩個特點，一是中國社會強調主旋律，古時候是讀書人不應逛窯子。在家裡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不能出去。二是中國人的「容娼心理」，人人都知道，就是不說。
這一群體在中國是歷史悠久的，並不太將之作為恥辱的事。這是一種中國特有的道德矛盾，既不完全排斥，也不完全公開化。還有一天要強調的是，性消費在國內也是歷史淵源。以前是事力得女子，講幾個奴婢。現在成了自己獎賞自己。但是這種意識形態的牴觸大，不利於政權的穩定，對腐敗也無法約束。像老百姓對普通人的性消費其實並不關心，只有涉及到官員才會關心。但每次掃黃都是針對底層來的，而小姐在各個層次都有，只是暫時的，沒用。對上面，只能反腐，以前說官員陷進去了就腐敗了，實際上這樣說是本末倒置，因為他腐敗了才會想著陷進去。
新：您一直在強調簡單的打擊，清掃只是治標不治本，有沒有其它解決方式呢？
趙：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不可能。剛才已經說了，這是多方面的問題，根本還是勞動力最後要工作的問題。在1950年的時候，國家說要杜絕娼妓，那真是杜絕了，採取的是什麼措施呢，全部抓進去由女教導員教授，學會以後出來全部安排工作。罰錢，檢查身體，坐牢，然後放出來。放出來以後還是沒工作，又回到老路上去。現在全國都在探討勞動力的走向，想解決太難。
新：如果在當下無法解決，為何不效仿西方設立紅燈區呢？這樣有利於管理，疾病也不會散播，國家還有稅收。
趙：這個問題人大也一直討論。反對的人認為在社會主義這種事就不能有，有了紅燈區不就是資本主義了嗎？這些人只從字面上強擰本身能夠解決的問題，但理論上不好突破。
新：含而不露。
趙：對。現在對待小姐的問題首先應該把其當成一種正常的社會現金現象。這是社會經濟、社會結構到了一定程度才會出現的一個問題。恩格斯說過，賣淫嫖娼是維持一夫一妻的補充，而且是必要的補充。它的存在與否不能當作社會進化的尺度。不能用對或錯來衡量。這就是一群邊緣人，她們的狀態是脫離改革中心的，只會想著先照顧自己。
新：這樣豈不是贊同小姐的存在？
趙：首先應該強調的是，這個職業不是一個好職業。但出現了，必然有它的因緣。出現以後應對之加以約束，法律上不好界定，只靠警察，社會成本太大，而且13億人，弄出1億警察來，那哪受得了。這就需要正視這種現象後的一個方法，讓社會說話，由媒體發動大家討論，而不是幾個專家關起門來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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