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小寨子一度是人販進行交易的「貨物集散地」。在公安局目前查實的情況中，從1998年8月始至2000年4月，共有60名幼兒被拐賣，其中大半被疑在這個寨子裡做短暫停留。公審的這幾天裡，寨子裡非常冷清，因為「好多人都去看了」：被告席上，有9名來自這個小寨。
幾個衣衫不整的村民正在村口的空地上打撲克，場壩上幾隻鬥雞蹦得正歡，通往村裡的泥路上，散落著狗屎牛糞和劣質煙殼，裡面看上去黑漆漆的木瓦房是村裡最常見的景觀。羅玉華剛一出現在村裡的土路上，一個村民便叫起來：「羅主任，我家的救濟糧哪時到？」
羅一面應付，一面抱怨起寨裡的「窮光景」。寨裡85戶人家，320人，人均年收入都在500元以下，是臨近縣城邊最「惱火」的寨子。羅說，直到這兩年，村子裡的人才知道種點菜去城裡賣。原先，幾乎是所有人家都是靠著人均「七分土、四分田」養活。「窮惱火了，幹哪樣的都有」，羅說。「一聽到起賣娃兒賺錢，好多人都跟到去了。」結果，參與的人越來越多。
另一個背景是，寨子裡年紀在四十歲以上的鄉民，幾乎都是文盲。
謹慎而「困惑」的村民
村裡在的村民不多，一見有「幹部」模樣的人進來，都圍來了過來，其中一位報怨說「從沒有得過救濟。」當一聽說是來瞭解人販子情況的，幾人不約而同地靜下來，統一地搖著頭說「搞不清楚」。
陪同的法院工作人員顯然見慣了村民類似的態度，他對記者說，一提到這個案子，村裡幾乎所有人的都會迅速告訴你「不知道」，而且非常謹慎。說話間，這位工作人員逕直朝村中走去。幾名村民緊跟在後。
此案主犯之一──53歲的張貴芬家裡空無一人，一根大木柱頂著快要倒塌的木瓦屋，牆上一個大洞使屋子上的鎖成了虛設。「她家男人死得早，兒子打工去了。」一位村民解釋說。
此案三號人物──67歲的羅九妹，與媳婦一起進了看守所。她的家裡還有人在，這是位十歲的小女孩，剛從學校回來，抱著一堆新學期的課本，小女孩顯然沒有那些成年村民的顧忌，她有問必答：「前兩年，家裡經常有小娃娃來，我還幫著奶奶餵他們。」「那些小娃娃被奶奶關在隔壁，一天哭到黑。」話語中所指的奶奶，就是羅九妹。陪同的一名法官說，小女孩言語中流露的，很可能就是1999年初，人販活動猖獗時，村裡最常見的情景。小女孩對於家人從事這項生意的唯一記憶，就是：那兩年，家裡經常有糖吃，而且，還買了幾頭小豬來養。而原先，每天能吃到大米飯都非常困難。
幾名在押的涉案人員，目前家中光境都非常淒涼。村民楊正信與其妻都涉案而進了看守所，三個正在讀書的小孩由奶奶帶著，這位七旬老太正為三個孩子的學費發愁。老太家中十分暗，也很髒，不過，一個皮沙發和一臺「美的」電風戽非常顯眼。一問，這也是她從事人販生意兒子兩年前買的。那是人販「生意」最火的時候。老太回憶，家裡還買了一台電飯鍋。這是村裡的稀罕物。
其餘幾戶嫌疑參與販賣人口的人家，不是緊鎖大門便是空無一人，唯一的共同點是：家陡四壁。
村中人對於這些涉案家庭的態度，明顯是「同情大於憎惡」。好幾名被問及的人都說：那些娃娃賣出去，其實也沒得什麼不好。幾位參加旁聽村民天真地認為：可能到明天，這批人犯就可以回家了。
「人販第一村」引發眾人思考
團坡寨，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驚人的赤貧：破爛的房屋，襤褸的衣服，空無一物的木草屋。另一方面，由貧困和愚昧而帶來的種種禍害，也被參與偵破、審理此案的政法人員寫入了工作檔案。
「這是典型的低素質犯罪，和貧困有很大關係。」參加追緝工作的紫雲公安局刑偵大隊隊長吳德貴如是說。一個「正品」（人販黑話，指男孩）從當地「收購」不過五六千元，而一到沿海，「價格」立即翻倍。就連「附品」（指女孩），倒個手也能獲利上千。村子裡的人，在這種暴利的誘惑之下，踏進了犯罪之門。
貧困還讓人販有了充足「貨源」，讓這一最原始的犯罪有了「發展機會」，該縣公安局的一份總結材料中有這樣一段話：紫雲是國家挂了號的貧困縣，處於麻山腹地，農村人口居住分散，生活困難，計生工作常難以落實到位，多生的孩子無力撫養，便成了人販手中的「貨源」。
連倍感「臉上無光」的該村主任羅玉華也說，1995年時，村裡的聯防工作在全縣都是比較好的。「後來，沒錢開展工作，聯防最後完全癱瘓。」當地公安機關對這個村子的評價是：村裡治安亂，人員膽子大。
在當地警方的分析報告中，貧困只是讓人販有了作案動機和貨源，而村民的愚昧則讓他們有了驚人的「膽量」。這一點在公審的法庭上有所體現：幾乎所有的被告接受問詢時，強調的都是一個觀點：把小孩「帶」出去，是為他們好，那邊生活比這邊好得多。可能正是這種想法作支撐，不少被告走上前臺時，好多都面帶笑意，而且氣壯如牛。一位檢察官參加完首日的開庭後，評價說：「儘管沒有文化，但好多被告都像是在做講演。」據說，在初審時，兩名把自己骨血也「出售」了的人販子則更是理直氣壯：「我自家的東西，哪個管得到？」
在中國貧窮與愚昧並行，消滅貧困這個永遠的主題,還有很遠的路要走。當中國人把祖墳挖光，嬰兒也賣光的時候，還能賣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