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图片来源：Ai生成图）
【看中国2026年9月5日讯】2026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这是该法自2010年制定以来第一次重大修订。新法涵盖后备兵员储备与征召、战略物资调用、民用资源征收征用以及“特别措施”等内容。最令人不安的内容是，新法明确把国防动员定义为保障国家“平战快速转换”，把“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
在台海背景下看，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事实上意味着：一旦国家以“统一”名义启动国防动员，不仅国家经济与资源需要付出代价，民间资源乃至年轻人的生命也可能被纳入战争动员，而这一切都有了更加完整的法律依据。
由此引发人们的关切：中国是不是正在从和平发展体制，增量式地转向长期备战体制？而这种备战体制，又与习近平时代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存在怎样的关系？
与毛泽东无法无天的政治行为不同，习近平因为个人威权有限，所以不断修宪或立法，以实现个人的权力意志。毛泽东发动的主要战争，都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导致的，“解放台湾”是因为台湾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习近平要解放台湾，则是披着民族主义外衣。
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利用宏大政治叙事，让国家卷入战争，使中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或战时状态，以利于个人极权专制，只有个人极权，才能快速启动一场战争，而只有长期的备战或战时状态，才能使个人极权获得“合法性”。
一、毛泽东——战争、革命与个人权威
中共建政之后，本应进入和平建设时代，但毛泽东依然利用个人威权主动介入朝鲜战争(韩战)与越南战争，并在中苏边境冲突以及持续炮击金门等军事对抗中，使中国长期处于战争或者备战状态。毛泽东深谙战争状态与个人威权之间的关系。
因为战争对于一个革命政权，有一种特殊的政治功能：最高领袖可以直接指挥枪，然后用枪指挥党。如果国家完全进入非战争的和平时态，或者军队国家化，党国最高领袖就不可能轻易通过军队来干预政治，实现个人极权。
所谓“抗美援朝”与援助越南的战争，表面上是维护共产主义阵营版图、提升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客观上也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军队以及整个国家政治机器的控制。
赫鲁晓夫(亦作赫鲁雪夫)批判史达林之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去史达林化”和所谓“修正主义”冲击自身政治权威，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不断升级，最终走向全面决裂。到1969年，中苏甚至爆发严重边境武装冲突，中国随之进入更加强烈的战备状态。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内发动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对军队的完全掌控，不可能全面清除党内异己。
“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毛泽东是通过口号与语录来实现全民动员，在国内形成政治运动，通过政治运动来全面清洗政治异己，实现一代新人换旧人。一代新人，就是雷锋式的“听毛主席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所以毛时代，成功地制造了敌人，制造了冲突与战争，毛因此成为战时领袖。
制造敌人、强化战争恐慌，也就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红利。
邓小平也曾有限度地利用战争强化政治权威。1979年的对越战争，既有亲美远苏、调整亚洲战略格局的目的，也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作为最高军事决策者的地位，修宪确立的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使邓小平拥有了枪指挥党的至高权力。1989年对内动用军队镇压民运，则是中共在政权受到挑战时再次使用军队维护党的统治，同时也维护最高决策者权威的一次重大事件。
由于邓小平最终确立了“韬光养晦”的基本战略，所以没有把中国重新带回毛泽东式的长期备战体制，也没有致力于为武统台湾进行全面社会动员。
二、习近平——“增量式”的战时体制
习近平上台之初并不具备毛泽东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中威望。因此，他只能通过一种增量方式提升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并通过强化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制、军队改革和持续整肃，一步步强化个人对军权的掌控。
习近平多次强调，军队是要打仗的。实际上逐步放弃了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外交安全思路，地缘政治摩擦不断增加。例如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与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海空摩擦增加；在南海大规模造岛并推进军事设施建设，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权冲突逐渐常态化；中印边境爆发严重冲突；俄乌战争之后，又以“中俄合作没有上限”等政治表述以及持续的战略合作支持俄罗斯。
一系列区域冲突与国际战争，使习近平越来越具有一种“战时首长”的政治形象。与此同时，在国内，各种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具有备战色彩。
例如供销社体系重新受到重视，民兵组织不断强化。2023年8月1日起，全国基干民兵和专职人民武装干部陆续配发启用21式作训服(作战训练服)。供销社被重新定位为服务乡村振兴的综合平台，同时具有应急保供和物资统筹功能；民兵则继续承担“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战”的任务。一些国有和民营企业也陆续建立或恢复“人民武装部”。
美国国防情报局前东亚国防情报官员韩力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军民融合战略的一部分：“过去几年，这一努力一直被称为军民融合（CMF），但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老原则。从一开始，每当中共控制一处领土时，都试图利用民用资源来支持军队。”（美国之音，2023年10月8日报导）
从这个角度观察，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过去十余年一系列制度变化的继续。
这些制度单独来看，当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恢复计划经济或者战争动员，但是将其放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观察，它们客观上构成了一套国家可以控制和调用的后勤、物资与人力网络。
结语：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让国家长期保持备战状态，都客观上具有提升最高领导人个人威权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战时体制与个人极权是一种鸡与蛋的互生关系：极权需要战争或备战状态，战争或备战状态又不断为极权提供合法性。
而今天，“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则把中国梦与民族主义情感结合起来。习近平主导修订《国防动员法》，所建立的社会资源征收征用和全民动员能力，也未必只能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对外战争。在严重国内危机、社会动荡甚至政权内部冲突情况下，这套国家动员机器同样可能发挥作用。
由此，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
当备战逐渐成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当外部敌人、国家安全和历史使命不断成为集中权力的理由，中国究竟是在为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还是已经借“准备战争”之名，完成了另一场更深刻的政治转型？战争也许尚未到来，战时体制却可能已经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