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坛祈年殿 皇帝祭天的地方。（图片来源：zhengzaishanchu / stock.adobe.com）
中国古代对于天意的重视与敬畏，并不是某一时代偶然形成的观念，而是贯穿上古以来祭祀、政治、礼制、天文、历法与道德生活的一条重要脉络。
在中国传统中，人并非孤立地生活在人间。天在上，地在下，天地之间有神明，有祖先，有鬼神；天有其命，神各有司，人则有自己的本分。因此，古代国家大事之中，有祭天、祀帝、祭地、祀山川、祭社稷、奉祖先、卜问祷告等制度。敬天、事神，并非国家礼制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而是传统秩序的重要基础。
从商代的卜问祭祀，到周代的天命观；从历代帝王祭天，到天文观测、修订历法；从灾异发生后的祈祷、修省，到普通人对于祖先、神明和善恶报应的敬畏，中国传统长期强调一个基本原则：天意不可轻慢，人应敬天修德。
天 帝与神明
中国上古典籍中，“天”并不只是自然意义上的天空。《尚书》《诗经》等早期典籍中，都有关于天、帝、天命的记载。周人所称的“天”、“皇天”、“昊天上帝”，与王朝兴亡、君主德行、天下治乱密切相关。
上古中国对于神明的祭祀也具有明确的国家性质。天地、山川、社稷、祖先，并非完全相同的祭祀对象，各有相应的祭祀传统和礼仪。后世礼制中形成天神、地只、人鬼等不同祭祀类别，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对于天地神明的区分。
因此，中国古代的世界并不是只有人间事务。国家有国家之政，人间有人伦秩序，天地之间则有天道与神明。人居于天地之间，自然不能把自己看作无所顾忌的主人。敬天、事神，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中极为重要的事情。
商代 国家大事要问于神明
从目前保存下来的商代甲骨材料看，上古国家对于神明与天意的重视，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表现。商王朝的重要事务，经常与卜问和祭祀相联系。祭祀、战争、农事以及其他重大事项，都可能通过卜问向神明请示。这说明，在当时的国家生活中，人并不认为自己的判断已经能够决定一切。
人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需要有所告问；重大事务不能轻率决定，天地神明也不能轻慢。
围绕卜问和祭祀，商代已经出现相应的专业人员和分工。后来的中国古代国家制度，又逐渐发展出掌管祭祀、卜筮、天文、历法等事务的官职和官署。因此，中国古代对于天意和神明的重视，并非只是民间生活中的个人行为，而是从文明早期便进入了国家事务之中。
周代 天命与德行相联系
到了周代，关于天命的观念得到进一步发展。周人面对王朝更替，提出了一个对后世影响极深的认识：天命并非永远固定。
《诗经．大雅．文王》说：“天命靡常。”所谓“靡常”，即天命并非永远属于某一个家族。一个王朝即使已经拥有天下，也不能因此认为自己的统治可以永远不变。夏可以失去天下，商也可以失去天下，周人同样不能认为自己一旦受命，便可以永远高枕无忧。
因此，《尚书》中反复强调敬德。《召诰》说：“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失去德行，便可能早早失去天命。《周书》又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并不因为某一个家族曾经受命，便永远偏私于这个家族。能够得到天助，关键在于德。
因此，中国传统中的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让君王藉天命任意而为。恰恰相反，天命意味着君主必须有所敬畏。王位虽然尊贵，但王仍然在天之下；君主可以统治天下，却不能凌驾于天命之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秩序：君主有天下之权，却不能无视天意。
天子为什么必须祭天
中国古代的祭天制度，正是敬天传统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天子祭天，并不是普通的天礼仪。国家以最高规格祭祀天地，说明天在人间政治秩序中具有至高的位置。后世历代王朝对于祭天都极为重视。祭天之前，需要斋戒；祭祀的时间、地点、礼仪、祭器，也都有严格规定。这种严格本身就说明，祭天不是可以随意举行的活动，必须以诚敬之心对待。
祭天的目的，也不仅仅是表达敬意。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都是传统祭天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以农耕立国，百姓的生活与四时、雨旸、寒暑紧密相关。因此，人们对于天地的敬畏，并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
人必须顺应四时，国家必须重视农时，祭祀必须依照节令，历法也必须准确。这便形成了中国传统中敬天、察天、顺时的一整套文化。
天子之上仍然有天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君主拥有最高的人间权力，但传统观念并没有因此认为君主可以无所顾忌。相反，“天子”这一名称本身，就意味着君主的地位与天命相联系。
君主必须承天命。既然承受天命，就必须敬天；既然敬天，就必须修德。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长期存在一种重要观念：权力越大，越不可失去敬畏。
君主拥有天下，却不能认为天下完全属于自己；王朝拥有土地和人民，也不能因此认为自己可以永远占有天下。天命并非私有之物，德行一旦败坏，天命也可能离去。周人从夏、商兴亡中总结出的，正是这一点。
因此，敬天与敬德长期联系在一起。《尚书》中的“明德”、“敬德”、“保民”，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内容。敬天，必须敬德；承天命，也必须保民。如果只知祭祀，而不知修德，便不能真正守住天命。这也是周代以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重要基础。
神明不可轻慢 祭祀必须以诚
中国古代的祭祀，并不仅仅重视仪式本身。祭祀最重要的是诚敬。《尚书》所保存的周代思想中，已经明确将德行与祭祀联系起来。祭祀并非只在于祭品是否丰盛，人是否有德，同样关系到祭祀是否能够真正表达诚敬。
因此，传统中国并不认为只要举行仪式，便可以任意妄为。祭祀之后仍然必须修德，敬神之后仍然必须正心，祈求福佑之后，更不能忘记自己的行为。敬天、敬神与修德，本来就是相连的。
传统也并不认为神明是人可以用祭品任意交换、操纵的对象。人应当以诚事神，以敬事天，以德修身。这种观念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深刻影响。
一个人即使在人前能够掩饰自己的行为，也不能因此认为天地神明无人知晓。因此，传统特别重视慎独。独处之时，同样应当谨慎自己的言行；无人看见之时，不可任意作恶。人不能只因为害怕刑罚而守规矩，更应当因为知道天地不可轻慢、神明不可欺而约束自身。
灾异与修德 祸福、天意与人事的关系
中国历史对于灾异极为重视。正史之中保存了大量关于日食、月食、星象、地震、旱灾、水灾等的记载。
重大灾异发生之后，朝廷除了赈济、救灾之外，往往还会举行祈祷、祭告等活动。与此同时，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传统：修省。
所谓修省，就是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政事。对于居于高位者来说，灾异发生之后，不能只问灾害如何消除，也应当省察自身是否失德，政事是否失当，百姓是否受到不应有的困苦。这种传统与天命观密切相关。
人间发生重大祸患，传统并不只强调向外寻找原因。居上位者首先应当反求诸己：是否失去了敬畏？是否荒废了德行？是否失去了对百姓的体恤？是否有违背应有之道的地方？
因此，中国古代形成了“遇灾修省”的传统。灾异可以成为警醒。人在顺利之时容易自满，灾异发生之后，则更应知道天意不可轻慢。修德、省过、祈祷、赈济，这些行为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面对灾异的一种重要方式。
敬天 敬神与人心的约束
中国传统中的敬天敬神，最终还要落实到人的行为。因为人不能只在众人面前讲道德。真正困难的是无人看见之时。
传统文化强调，人应有所敬畏。敬天，则知道天理不可违；敬神，则知道不可欺心；敬祖，则知道不可忘本；知善恶，则知道行为不可任意。
因此，中国传统道德并不仅仅依靠外在的法律和惩罚。法律可以禁止某些行为，制度可以规范某些行为，但人的内心是否愿意向善，还需要更深的约束。一个人心中真正有所敬畏，才会知道有所不可为。
古人所谓“慎独”，正是如此。即使独处，不可欺骗自己的内心；即使无人知晓，不可任意妄行。因为人的行为并不只是面对眼前的人。天地在上，祖先有灵，神明不可轻慢。这种敬畏，使人不敢把自己的私欲当作唯一的标准，也使善恶、是非、仁义、诚信不至于完全随着个人利益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敬天敬神与人间道德秩序本来就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