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26年8月15日讯】朱镕基去世。不少人对朱镕基在中国经济改革、尤其是国企改制中的作用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就不但涉及对朱镕基的评价，也涉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评价。对此，有必要多说几句。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回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回市场经济。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
大致上讲，把公产变成私产可以有三种办法：一是还，二是卖，三是分。
还，就是退还，退赔，物归原主。当初搞共产，共了地主的土地，共了资本家的工厂，现在再把那些土地和工厂还给原先的地主资本家或者他们的后人。如果无法原物退还了，那就折合成钱退还。
然而，“还”的办法适用范围是很有限的。毕竟，几十年过去了，人物两非，很多事想还原也还不了原了。再说，共产党掌权后也修建了不少建筑，兴办了不少企业，开辟了不少新田地，这些新建筑新企业新田地都没有旧主人可以归还。所以，共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主要还是要采取“卖”和“分”这两种办法。
卖，就是把属于全民的资产招标拍卖，然后把卖得的钱用在公共开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上。
“卖”的办法也有它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初期，有钱人少而且有的钱也不够多，大批国营企业没人买得起。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几种办法。一是等，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了，民间资本雄厚了，国营企业就有人买得起了。然而这就意味着在一段时期之内，大量的国营企业没法卖出去，只能让它们半死不活维持在那里。
“卖”的另一种办法是，愿意买的人可以向银行借钱来买，借钱时可以拿企业做抵押，保证分期付债。但问题是，大家都找银行借钱，银行该借给谁不借给谁呢？要是借钱的人事后还不起，那又怎么办呢？俗话说帐多不愁，欠款的金额越庞大，别人拿他越没办法。
再一种办法就是把国营企业卖给外国人。既然在短期内本国出不了大富豪，买不起国营企业，那就干脆让外国的大富豪来买。这种办法的困难很明显。如果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大企业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不成卖国了吗？
既然“还”和“卖”这两种办法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前共产国家在化公产为私产时，主要都采用第三种办法－－“分”。
分，就是平分。挂在全民所有制名下的资产分给全民中的每一个人，挂在集体所有制下的资产分给该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中国农村改革的分田到户就是用的分的办法。虽然农民们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但毕竟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但问题是，农村可以实行分田到户，工厂呢？一家国营企业也能靠“分”字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块大田分成十块，田还是田；一部车床分成十块，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把工厂平分给职工，必然导致对庞大的、不可分的单位的肢解，等于是糟蹋，是浪费。因此，采用分的办法，更多的是把社会资产按价折股，然后平均分给大家一定的股份。
“全民分股，一人一份”是一种很公平的私有化的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的缺陷也很多。首先是股权过于分散，不利于改善经营管理。每个人都对企业拥有一份股权但也只有一份股权，结果必然是谁也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效益有强烈的关心——这和原来的公有制其实相差无几。所谓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说到底，就是要把属于大家的企业变成属于少数个人的企业。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使股权集中化即产生资本家。在资本家出现之前的青黄不接的阶段，企业的效益非但不会增加，而且还会降低。
以上的说明自然很简略，不过那也足以证明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是何等的复杂与艰难。
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卖、分三种办法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有，那就是送。早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明确提出他的改革方案：“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不是发愁没有资本家吗？让党委书记们当资本家不就成了吗？一旦党委书记变成了资本家，也就是说，企业变成了书记们的私产，他们自然就会像资本家一样行事，企业的效益自然就上去了，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也就一步到位、大功告成了。
那么，凭什么要把国营企业白白送给共产党的干部们呢？张五常回答说：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不能置既得利益的干部于不顾的——不是因为在经济上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干部，干部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这种做法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干部们的既得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既得利益。为什么少数干部的既得利益不能侵犯，广大民众的既得利益就可以侵犯呢？
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
当然，中共当局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接受张五常方案，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因为它不能不担心引发民众的强烈反抗。“六四”之前，官员们已经在改革的名义下把属于人民的公产变成自己的私产，但是在那时他们还只敢小打小闹，偷偷摸摸。“六四”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道是：“枪声一响，变偷为抢”。有了“六四”，中共谅视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成不了气候。90年代以来，中共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改头换面地实行了张五常的方案。
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私有化经济改革热潮。由于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中国的私有化经济改革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
第一波是土地投机热。部分权势人物，主要是高干子女，凭借权力和关系，用极其低廉的价格买下大片土地，然后转手倒卖，一夜暴富，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应运而生。
第二波是国企私有化。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一类口号下，大小官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花样百出。有的企业说是卖给私人，但却不是按照市场价格，而是会计事务所和国有资产评估所严重低估国有企业的价格，然后卖给当地的实权人物，并从中获取丰厚的中介费。有的国有企业宣告破产倒闭，但就在这家破产国企的旁边，冒出了一家生产同样产品的私人企业，而这家私企的老板不是原来那家国企的厂长书记，就是厂长书记的亲朋好友。更有大批的国有企业以MBO即管理者收购的名义，一步到位地把企业的所有权或控股权送到了原来的厂长书记手里。社会学家黄纪苏总结道：“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几千万国企工人失业下岗，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变成了实际上的弱势群体。在“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与思考”一文，黄纪苏引用了网上流传的一段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名词解释：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部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
中共的国企改革激起了国企工人的强烈反对。长沙市下岗工人陈洪在他的博客里写道："对我们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
有人说，因为实践证明公有制计划经济效益地下，所以必须改革。既然要改革，势必要有人付代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
陈洪反驳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不下台却要我们工人下岗呢？凭什么你们大小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
对于国企工人的反对与抗议。中共采取了铁腕手段强力打压。我们知道，过去共产党镇压民众抗议，总是打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另外，中共扭曲人权的含义，声称“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可是，下岗工人正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他们正是为了基本生存权而抗议。因此，中共找不出任何理由去镇压下岗工人的抗议活动，所以在这里，它索性把“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权就是生存权“的一类基本教义扔到九霄云外，干脆赤膊上阵，硬是把人民－－而且首先还是党章宪法上明文规定领导阶级－－当作敌人。黄纪苏说他在九十年代后期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
邓小平92南巡之后，中国大张旗鼓地走资本主义，搞私有化。由于经受六四重创，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于是，最荒谬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共产党在六十年的时间内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讽刺的是，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它们的私有化基本上都是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公产平均分给了每一个人民。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公平，能为大家接受；但这种做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它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的下滑。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则避免了资产的过度零碎化。各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党委会成了董事会，各级官员成了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与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模式”，就有了所谓“中国奇迹”。以这种方式造成经济发展的中共政权，必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更加蔑视，必定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巨大的威胁。
（2026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