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2日，习仲勋访问法国巴黎。（图片来源：法新社/菲利普·沃亚泽/Getty Images）
晚年的习仲勋曾提出一个沉重的问题。据大陆法制人士高锴的回忆、异见学者林牧的追述和俞梅荪的文章，习仲勋晚年反复表达，非常担心中国会不会再次出现象毛泽东那样的强人，且制度是否真能抵挡住这种个人意志；因此他把“防止文革重演”的关键放在制度建设、宪法法律约束和对不同意见的保护上，而不是寄望于某个好人或明君。这类说法在彭真谈法治的相关记忆，以及日本学者对习仲勋的政治改革姿态的研究中，都能互相印证。
习仲勋是历经政治运动、整肃、文革的中共元老。他一生数度经历过当权力凌驾于法律与人之上，个人的命运遭抨击的时刻。
1935年的甘肃哈达铺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并召开懋功军事会议。在懋功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毛说“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时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也只有这样做”。这个指示是在毛逃亡前发出的。
中共侦察连接受毛等人的指令，伪装成民国政府中央军，进入隶属于民国政府的哈达铺，除了抢占该镇外，还负责收集国民党的报纸。他们发现一名从兰州途经哈达铺的国军少校副官的行李中有书籍和报纸，于是当晚，驮着行李的驮驴就失踪了，自然是被共军偷走了。此外，哈达铺邮局中的报纸也被蒐罗一空。
报纸很快被送到了林彪和聂荣臻手里。当时，中共中央因为逃跑，已经与共产国际中断了近一年的联系，对外界的消息更是知之甚少。从这些报纸中，中共高层知晓了更多消息，尤其是一则《山西日报》（也有说是《大公报》关于国军剿匪的新闻，让他们兴奋的哇哇大叫。
从这则新闻中，他们得知陕北有一支人数不少的共产党的队伍和一个根据地，一个叫刘志丹的人在那里，还有二十五军的徐海东、程子华也在那里。（《延安红色大本营》）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陇南小镇哈达铺，9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首先要到陕北去，因为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这意味着红军原本笼统的“北上”方向，在哈达铺定为“到陕北去”。9月28日，中共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的政治局党委会议上，作出了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毛还在会议上宣布他们改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自己兼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兼一纵队司令，聂荣臻任一纵队政委，彭雪枫、李富春分别任二纵队司令、政委，三纵队司令、政委分别是叶剑英、邓发。此时共军只剩7千多人。
原来，《大公报》《山西日报》等报纸所载关于刘志丹、徐海东以及陕北苏区的消息。毛一眼就认出了哈达铺的重要性。那里并非单纯的休整地，而是情报与方向的交会点。
对于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而言，哈达铺为红军提供了物资补给、部队整编与战略情报，并使其看见陕甘根据地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陕北更是一条政治生路。（甘肃省文物局资料）
陕北整肃 险遭活埋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开始了一场新的权力重组。陕北根据地原本由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多年经营而成。对中央而言，这里是危局中的依靠；但对地方干部而言，中央到来也意味着原有领导格局即将被重新安排。
习仲勋当时还很年轻。1913年，他出生于陕西富平；十几岁便参与西北地区的武装与建设“根据地”。二十出头时，他已成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人物。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后，他既是当地根据地的代表人物，也成了权力整合中容易被怀疑、被清算的对象。
1935年9月，中央代表到陕北后发动“肃反”，把刘志丹、习仲勋等红军和地方根据地干部统统打成“反革命”，1935年10月，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几百人被逮捕，刘志丹被指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刘志丹遭严刑拷打，刘等人还被戴着黑头套游街，习仲勋差点被活埋。由于当时形势极端紧张，一些被捕者甚至面临被处死、被活埋的危险。后来毛泽东等看到这场“肃反”已严重伤及根据地骨干，随即下令停止捕人，习仲勋等人才得以脱险。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重大劫难，也成了后来反复被提起的政治创伤。习仲勋虽然幸存，但留下了他对政治运动与个人权力危险性的阴影。
刘志丹的命运则更具象征性。他是陕北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在东征途中战死。但是，刘志丹死时既不在冲锋队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点之内，而是在离现场200米外的小山头上观察战事，其伤口是从背后打进去的，而他死时，其警卫员被支走找医生，只有毛派去“保护”他的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在场。虽然很多人心知肚明，但慑于毛的淫威，选择了沉默。毛为了利用刘在当地的威望，在其死后，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并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反党小说”
后来，围绕刘志丹的历史记忆，又在1960年代变成一场政治案件的导火索。一本原本描述刘志丹生平的小说，最终被定性为“反党小说”，并牵连习仲勋等一批西北干部。
小说《刘志丹》事件，是习仲勋后半生被打击的导火索。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相关词条资料，1962年春夏，康生在未完整阅读小说的情况下，指称刘志丹弟媳李建彤所写《刘志丹》存在严重政治问题，即“为高岗翻案”；同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称“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习仲勋因此被说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中共于1980年才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正式平反。
这起案件的荒诞之处，在于一部文学作品被推上政治审判台，进而成为清算干部的工具。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石川祯浩的研究指出，小说《刘志丹》事件被视为文革前政治干预文学、压制文艺创作的重要先例之一；该事件使习仲勋等人失势，并在文革期间继续扩大，造成大量人员受到牵连。
从“娃娃主席”到“反党分子”：习仲勋的政治失脚
习仲勋纪念邮票。（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习仲勋的遭遇并未止于1962年。文革开始后，政治标签转化为公开羞辱与长期囚禁。他被批斗、游街、关押，家庭也因此被撕裂。他被红卫兵揪发、反扭胳膊、挂牌示众，
对习家而言，留下了难以名状的家庭创伤。习仲勋被打倒时，习近平还是孩子。从高干子弟到“黑五类”子女，身份的落差使他在少年时代便体会到政治风向如何改变一个家庭的地位。1969年，未满十六岁的习近平到陕北梁家河插队，这段经历后来被官方宣传反复书写。
1972年，习仲勋与家人短暂重逢。据习远平的回忆：父亲见到孩子时，一时竟分不清“你是近平还是远平？”
如果把哈达铺、陕北整肃、小说《刘志丹》案与文革串联起来，不难发现，习仲勋一生为什么最怕历史解释权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复出后的习仲勋：对“强人”的警惕
1978年，习仲勋恢复工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此时他已不再是当年二十多岁的西北青年，也不是中共篡政初期年富力强的高级干部，而是经历过冤案与囚禁的老人。在广东工作期间，习仲勋支持改革开放与经济特区探索。他对海外华侨说“你们不发财，怎么爱国”，这句话反映了他务实的一面。
但可以看出习仲勋对政治运动反复吞噬人的保有警惕。他参与了1982年宪法修改工作。公开资料显示，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习仲勋列名103名委员之一；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
八二宪法的历史背景，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与法制重建。相关资料指出，这部宪法取消了此前宪法正文中关于执政党领导地位的部分表述，将党的领导主要放在序言中叙述；同时，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一条文所针对的，正是文革式个人权力凌驾制度的灾难。
因此，习仲勋对“强人再现”的忧虑，背后是从早期肃反到小说案，从文革批斗到长期关押，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
中共党史中那些被吹嘘为“胜利转折”的时刻，往往也埋藏着权力斗争的伏笔。哈达铺在长征史上常被视为转折点，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它也是另一条历史线索的开端：中央红军在陕北找到生路，西北干部却在之后的权力重组中承受巨大风险。习仲勋的一生，正好横跨这条线索。他既是西北根据地的建设者，也是后来政治案件的受害者。
据说，习仲勋生前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未来的中国是否会回归毛泽东甚至是文革复辟。曾在全国人大会议休息期间，习仲勋和彭真闲谈。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
习仲勋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习仲勋晚年对政治运动反复吞噬人保有警惕，并非空洞的政治姿态，而是从自身遭遇中生出的阴影。
然而，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82年八二宪法通过36年后，习仲勋怎么也不会想到，2018年的“新宪法”中又再现个人崇拜，和当年的毛泽东一样，被写进宪法的“领袖”的名字，居然是他的儿子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