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信托（AI製作）
很多人认为，中共推出离岸信托征税新规，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我认为，不仅如此。
它是在用带血的钢刀划定政权与个人财富之间的关系。
这不仅是一项税收政策调整，而是在土地财政衰退、经济增长放缓、地方债务压力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共对财富、产权和权力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义。
过去几十年，中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财富生态：
权力在国内运行，权贵和菁英财富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寻找出口。
香港、新加坡、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成为许多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财富隔离、资产传承和风险规划的重要工具。
其中一部分是正常商业安排。
但在中国特殊的权力结构下，存在大量财富与权力交换、利益输送、资本外移交织的灰色空间。如今，这个空间正在迅速缩小。
2026年7月24日，中国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强化对中国税务居民离岸信托资产的税收监管。
表面看，这是一次税收制度调整。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释放出的信号：
过去那些被认为可以在国家控制范围之外存在的财富空间，正在被重新纳入国家权力体系。
一、离岸信托财富不再有海外避风港
过去，很多中国富豪相信，只要通过复杂的离岸结构，将资产放入香港、BVI、开曼等地的信托架构，就可以实现财富隔离。
这种安排建立在一个前提上：
资产在海外。身份在海外。结构在海外。
因此，国内监管难以触及。
但全球金融透明化让这一切很容易突破。
随着CRS（共同申报准则）等国际金融信息交换机制的发展，过去依靠多层公司、复杂信托架构隐藏财富的时代正在结束。
更重要的是，中国此次强调“穿透式监管”。
所谓穿透，就是不再只看法律形式，而是追问：
谁是真正控制者？谁是真正受益人？谁拥有实际支配权？
这意味着，过去依靠法律结构制造的隔离层正被拆除。
问题变成：
政权认为你仍属它的管辖范围。
二、从土地财政到海外财富的征收逻辑
过去几十年，中国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土地出让。
房地产高速发展时期，土地财政主要支撑了地方政府庞大的开支体系。
但随着房地产市场萎缩，土地收入下降，地方财政压力暴增，加上中国整体经济下滑加速，传统增长模式难以维持，就得寻找新的财政来源。
于是，过去长期存在于海外、并游离于传统监管之外的大量财富，毫不意外的被盯住了。
这种财政逻辑变化：从过去依靠经济增长获得增量财富，转向重新审视社会中已经形成的财富存量。
前几年对国内民营企业的狂撸猛砍，到现在对境外资产的明明知道索要，让多少海外高调富豪或隐匿权贵顿时惊慌。
三、真正紧张的是权力与财富结合的群体
普通企业家面对新规肯定肉紧，但可以应付：补税。罚款。合规。
但是，对于某些特殊群体而言，问题远不止如此。
中国长期存在一种特殊现象：
官员掌握国内权力；配偶、子女或关联人士在海外生活；财富通过海外公司、信托等形式进行隔离。
这种模式曾经形成一种特殊的“双重结构”：
政治身份留在国内；财富安全放在国外。
过去，这种安排存在一定隐蔽空间。
但习近平虽然是浑、横、狠、蠢，但是中国是极端一体化的社会，出人头地只有一条窄道，所以，习近平有人才供他趋使。
中共掌握金融数据联网、跨境信息交换以及穿透式监管，让海外资产难以隐藏。
对于那些财富来源与权力运行高度相关的人群而言，问题不是税务，而是涉及财富来源、权力寻租以及政治责任。
习近平借此可以对核心利益圈的忠诚度和奉献精神过一下筛子。
过去认为最安全的海外账户，可能变成最危险的证据链。
四、控制国门和控制财富是同一种治理逻辑
最近的出入境管理新规，体现的是对“人的流动”的强化控制；离岸信托监管，体现的是对“财富流动”的全面接管。
两者背后是同一个逻辑：
国家—政府—党—党魁的权力在进入一些原本没有完全控制的空间。
在过去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存在一定灰色空间。
人可以流动。资本可以寻找出口。社会可以保留一定弹性。
这种弹性曾经推动经济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活力。
但随着“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共同富裕”理念的落实，原本属于个人、市场和社会领域的有限空间，被重新纳入政权安全框架。
人的流动需要安全审查。
财富流动需要安全审查。
信息流动需要安全审查。
最终形成的是一种高度整合的控制体系。
五、当斧头挥向镰刀——权力收紧财富充公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财富增长过程中形成了一批依靠权力资源积累财富的群体，那么今天，他们也成为新的监管对象，甚至是需要清洗的对象。
今天的共同富裕，就是建政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营。加上文革最疯狂时期对最高权力的效忠，和争夺权力的血拼，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权力较量。
离岸信托新规值得关注的不仅是20%的税率，它是习近平能够容忍民间掌握多少财富和自由度的新规。
过去，许多人相信：只要有钱，就可以获得安全。只要资产在海外，就可以获得保障。
但今天，掌握高科技、云计算、数字集权、全球金融体系电子化的中共暴政，可以随时将一切收归党有。
习近平的共产原教旨主义，并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在现实制度中逐渐明确体现的事实。离岸信托新规真正揭示的，是一个时代的变化：那个认为经济开放必然带来政治开放、财富增长会带来自由空间扩大的时代幻想，正在被现实撞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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