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被捕的示威者 (图片来源： ANTHONY WALLACE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2月13日讯】判决书之后紧接着的白皮书
2026年2月9日，香港法院依照《香港国安法》与本地法律，判处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20年有期徒刑。这是国安法实施以来最重的一宗刑罚，也被许多观察者视为香港“从此与内地无异”的象征性时刻。
第二天，北京公布白皮书《“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强调中央对香港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并宣称香港已经拥有“高水平的安全保障”，能够在动荡世界中保持“磐石般稳定”。
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看：判决向整个城市示范了违抗国家安全红线的代价，白皮书则把这套实践包装成一种成功经验，对内对外同时给出解释。前者是“案例”，后者是“教科书”。要理解今天的中国、香港与台湾问题，这本白皮书提供了一个很直接的窗口。
从公开文本来看，这份白皮书延续了近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一贯叙事框架，大致可以拆成四层：第一层，是一个“从危机到转折”的故事。白皮书回顾回归以来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的“长期空白”，把2019年反修例运动定性为“严重暴乱”，认为这是外部势力与本地“反中乱港分子”联手，“把香港推到极其危险的境地”。在这套叙事里，2019年不是一次社会治理失败，而是一场“颜色革命”的雏形。
第二层，是“中央出手”作为转折点。白皮书反复强调，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以及之后对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是“扭转局势”的关键步骤；中央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强化驻港国安公署与本地执法、司法的协同，被描绘成“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制度基础。
第三层，是对国安法的功能重新命名。白皮书把国安法称作“法律盾牌”，声称它既“有效防范、制止、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又“更好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机构的各项权益”。安全不再是“紧箍咒”，而被塑造成护身符和“发展助推器”。
第四层，是对现实效果的总结。白皮书宣称，香港已经“由乱到治”，社会秩序恢复，营商环境改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固，“‘一国两制’实践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把维护国家安全上升为“一国两制”的首要任务之一。
换句话说，这份白皮书在做两件事：一是把2019年以来的系列举措合法化、合理化；二是把“国家安全”从一项防御性工作，推到整个香港政治与制度架构的核心位置。
白皮书折射的中国政治逻辑：安全优先的国家叙事
白皮书描绘的是一个“高安全水平”的香港，但现实图景明显更复杂。一方面，街头大规模抗议的确消失了，立法会不再上演拉布，金融市场也在疫情之后逐步复苏。中央和特区政府强调，新的选举制度保证了“爱国者治港”，决策效率提高，政策协调更顺畅。
另一方面，国安法实施以来的执法记录却很难与“正常城市”划上等号。大量民主派人士、记者和活动者被捕，《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媒体被迫停运，一些长期存在的工会和民间团体也自行解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甚至用“被恐惧统治的城市”（a city ruled by fear）来形容今天的香港。
人口流动的数据也反映了另一面。英国为香港居民开放的BNO签证，截至2021年以来已有超过16万人移居英国，整体获签人数更高，规模在持续扩大。这只是移民潮的一部分，其他目的地的出走难以完全统计，但趋势已经很清楚：有条件离开的中产和专业人士在不断外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皮书把国安法视为“营商环境的保障”，认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没有受损；国际评级机构、跨国企业则一边继续利用香港的平台优势，一边开始布局“备胎城市”，把部分职能分散到新加坡、东京等地。两种现实并行存在，构成了香港当下的微妙局面。
也就是说，香港确实在“由乱到治”，但这种“治”的含义，大幅远离原先社会对“法治城市”的想象，更接近一种以安全为最高前提的政治秩序。白皮书把这一转向写得理所当然，却留给城市未来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没有公开政治竞争、没有强有力的独立媒体，香港还能否维持长期创新与制度活力？
如果把视野从香港拉回整个中国，就会发现白皮书与近十年中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同构：安全概念不断外溢，从传统的领土主权、防间谍，扩展到政治、文化、科技、经济乃至意识形态全领域。
在这套逻辑里，“文化”“历史”“经济”都被重新纳入安全框架。香港问题在白皮书中不只是一个城市治理问题，而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风险点”：如果处理不好，既可能拖累经济金融布局，也可能被视为“分裂势力突破口”。因此，白皮书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强调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是“宪制责任”，不再只是地方自治层面的事务。
这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政治有两个直接含义。其一，“发展—安全”的顺序发生了变化。过去改革开放时期，官方叙事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安全很重要，但通常作为发展的条件出现；现在安全本身成了最高目标之一，发展越来越要为安全让路。金融监管、互联网平台整顿、对教育和文化产业的收紧，都可以放在这一框架下理解。
其二，制度的正当性越来越依赖“风险管理”叙事。白皮书不断强调，中央出手让香港“绝处逢生”，把“一国两制”的失败风险压下去。这种叙事会反向推动政治体制强化对“不确定性”的控制，宁可牺牲制度制衡与公开讨论，也要保证权力运转时“不出事”。从这个角度看，白皮书不仅是香港文件，更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叙事的缩影。
从“恐惧型稳定”到“恐惧主义统治”
外界谈论香港时，经常会提到“白色恐怖”“寒蝉效应”这些词。白皮书本身也承认，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依法严厉打击极少数人”，这等于明说：日常政治生活的红线被拉得很高，而且不容试探。
从统治技术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惧型稳定”模式：通过少数高调、重刑的案例（例如黎智英案），塑造足够强的威慑；再配合宽泛而不完全清晰的法律条文，使社会精英、媒体和学界主动自我审查；同时用持续宣传把这种状态包装成“稳定”“安全”，把不安与焦虑转嫁到“敌对势力”的阴谋上。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黎智英案宣判后公开表示“深切遗憾”，认为国安法及相关判决“与国际人权法不相容”。这类批评指向的正是这种“恐惧型稳定”的代价：法律不再只是规范行为的工具，而成为制造不确定感、迫使社会沉默的手段。
这种统治方式短期内确实提高了政治安全系数，但长期风险也同样清楚。信息反馈渠道被堵塞，权力层级之上难以及时获知社会真实情绪；专家和媒体的批评声音在被边缘化之后，政策纠错能力随之下降。香港只是一个缩影，在内地，这套安全逻辑已经延伸到互联网、校园与文化产业等各个角落，很多人学会了“自我消音”，把心照不宣当成生存常识。
黎智英案和这份白皮书，还在香港之外发挥着“样板间”的作用。对内地官员而言，它们展示了一套可以复制的打法：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把政治反对、媒体监督和跨境联络统统纳入同一框架；用少数“标志性判决”树立标杆，让地方在处理本地维权人士、律师、网民时有了可以对照的尺度。对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一个鲜明信号：香港都如此，内地其他城市不会例外，“安全红线”随时可以压过一切其他考虑。
“恐惧型稳定”的逻辑，一旦被当作“成功经验”，在更大范围内复制，下一步就不再只是技术选择，而会自然滑向一种“恐惧主义统治”。白皮书所总结的这一套做法，本身就带有这种扩张倾向：制度表面上越稳固，权力越习惯用安全的理由消灭不确定性，就越害怕来自社会的正常风险与噪音；越怕风险，就越依赖高压与重罚，把本来可以通过协商、问责、妥协来化解的矛盾，统统压到刑事和国安层面；越依赖高压，越难恢复日常沟通和社会信任，任何松动都会被视为“前功尽弃”。久而久之，整个体制就被锁在一个难以自我退出的循环里，只能不断加码恐惧，拿更多人的自由去维持一套看上去稳定、其实极度脆弱的秩序。
对香港本身来说，未来的关键字很可能不是“动荡”，而是“收缩”。政治空间收缩，反对派被清空之后，制度内部缺少真正的制衡者；公共讨论收缩，媒体、大学和专业团体的自我审查变成常态；人才和资本的选择空间收缩，有能力离开的家庭加快外流，留下的人则在适应与沉默之间反复权衡。在地图上，香港会越来越深地嵌入大湾区，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与物流节点；在制度上，它却离“独立法域”“自由港”的传统形象越来越远。
这种前景本身，也是一种面向内地社会的“示范”。香港曾经被视为改革和开放的窗口，如今更像一块被精心布置的展板：一座城市在短时间内从开放多元，转向高压稳控；从“自由样板”，转向“维稳样板”。这对许多仍然心存幻想的人，是一记不言自明的警告。
白皮书试图给出一个结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只要把国家安全摆在更高位置，香港就能在稳定中继续繁荣。但黎智英的重判、媒体与民间社会的收缩、持续不断的移民潮，都在提醒外界：安全叙事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张力，并不会因为官方写下一份厚重的白皮书就自动消失。香港未来的社会活力、创新能力、代际认同，都会在这种长期紧绷的结构中被重新塑形，其代价和后果目前还看不清。
这份文本会长期存在，它既是北京自我理解的一面镜子，也是一份供世界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样本。对香港来说，它标记了一个新的时代起点；对内地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可以照抄又难以后退的震慑样板；对外部世界来说，它是一封写在国安话语里的来信。如何阅读它，如何在其中识别风险与机会，将决定外界在未来十年如何与这个安全优先的中国打交道，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香港究竟走向一种怎样的“稳定”。
给台湾看的“样板”：一国两制的想象与破产
白皮书在字面上并没有直接谈台湾，也没有使用“武统”这类词语。但其中对国家安全的极端优先，以及对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强调，却与对台政策的走向紧密相连。
从一开始，“一国两制”就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的政治构想，香港与澳门只是先行示范。2022年国务院发布《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时，还在强调“为台湾探索一国两制的具体实现形式”。
但是，对台湾社会而言，香港已经变成最直观的反面教材。多项长期民调显示，赞成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统一的台湾民众比例常年停留在个位数；2019年以后，这一比例更被压到极低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白皮书，不只是国内法制文件，也客观上成了一份“对台样本说明书”：一旦把“国家安全”置于“一国两制”之上，自治空间可以被随时重新定义；一旦选举制度与媒体生态完全按照“爱国者治港”的标准重写，多元政治声音就很难再有制度化空间；一旦“由乱到治”的成功经验被包装成统一叙事的一部分，“香港化”的治理模式完全可能复制到其他地区。
这些事实对台湾选民的讯号非常清楚：所谓“高度自治”“原有制度五十年不变”，在安全压力之下可以被迅速重构。白皮书强调的是“安全基础更坚固”，台湾社会看到的却是“承诺的弹性更大”，信任的成本更高。从这一点看，白皮书在政治效果上更像是一份“对台威慑文本”，而不是“和平统一的广告册”。
近年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机、军舰活动显著增加，多次围岛军演已经把“军事胁迫常态化”。在一个权力制衡机制较弱、决策高度集中、内部信息高度不透明的体制下，安全部门对威胁的判断，很容易在封闭的回路中被不断放大。
一旦“和平统一”在内部评估中被认为前景渺茫，而“一国两制”在台湾社会彻底失去吸引力，决策层就可能把“以战逼和”甚至直接动武视为唯一可行路径。白皮书把香港模式描绘成“一国两制”成功样板，但在台湾眼里，这种样板本身正在加速走向“只剩武力”的选项。
权力越不受约束，决策者在计算战争代价时越容易低估外部世界的反应，也越容易高估自身的承受能力。这种误判风险，不仅存在于台海，也存在于任何一个被归入“国家核心利益”的地缘点。
因此，白皮书一方面展示了国家安全体系的自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种危险的可能：当安全被绝对化，法律和制度就可能被拉去为战争准备，让整套政治机器向“为一场可能到来的冲突做准备”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