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6日。当时72岁的媒体大亨黎智英在香港壹传媒办公室（图片来源: ANTHONY WALLAC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2月12日讯】二十年监禁。
当这个判决被宣读时，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司法数字，而是一种政治宣言——一个政权向所有仍试图坚持真相、捍卫新闻自由的人发出的公开警告。
黎智英，七十多岁的媒体人，《苹果日报》的创办者，没有暴力行为、没有武装组织、没有秘密行动，却被以“国安”之名判处二十年徒刑。这不是法律对犯罪的裁决，而是权利对异议的惩罚；不是司法的终点，而是恐惧统治的展示。
在任何正常法制社会中，新闻报道、政治评论、公开表达立场，都是公民权利的一部分；而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这些行为却被重新定义为“威胁国家安全”。这一逻辑本身已经揭示了真相：真正感到不安全的，从来不是国家，而是政权本身。
这二十年刑期，表面上是判给黎智英，实际上却是判给整个社会——判给记者、学者、出版人、企业家，判给所有仍然相信言论自由不是恩赐而是权利的人。它的目的并不在于“伸张正义”，而是在于制造寒意：让每一个人明白，说真话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可以大到摧毁一生。
中国共产党一再宣称“依法治港”、“审判独立”，但黎智英案恰恰揭示了这种宣称的虚伪性。当法律被用来服务政治目标，当罪名可以被无限延展，当审判程序被系统性地去监督化，“法律”便不再是保护公民的工具，而是压制公民的武器。
二十年监禁，对一位高龄老人而言，几乎等同于终身监禁，这不是偶然的严苛，而是精心计算的震慑。中共需要一个足够重的判决，来证明它对新闻自由的零容忍；需要一个足够残酷的结局，来告诉世界和香港社会：在这个体制下，真相不被允许长期存在。
因此，黎智英案不应被理解为一起“个案”，而应被视为一个制度样本——一个展示极权如何通过法律外壳消灭异议、通过司法程序包装政治迫害的完整示范。
讨论这二十年，不只是为了一个人是否公正，更是为了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新闻被判刑，一个社会还剩下什么？
在讨论任何刑罚之前，一个最基本、却被刻意回避的问题必须先被摆上台面：黎智英究竟犯了什么罪？
如果剥离政治语言、剥离“国安”这一高度模糊的标签，剩下的事实其实异常清楚——黎智英是一名媒体人，是《苹果日报》的创办者，是一个公开表达政治立场、坚持新闻自由、拒绝自我审查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发生在公开空间，都可以被社会检视，都不涉及任何暴力、武装或秘密行动。
他没有组织武装力量，没有煽动暴力冲突，没有从事间谍行为，更没有对任何的生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相反，他所做的，是发表社论、接受采访、与国际社会沟通香港局势，持续通过媒体报道批评当权者。这些行为，在任何民主社会中，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公民行为；而在中共统治逻辑下，却被重新包装成“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
这正是黎智英案最荒谬、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所谓罪行，并不是行为本身的危险性，而是行为的立场属性。
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政治语境中，“罪”不再取决于你做了什么，而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只要你的言论挑战权利、你的报道不受控制、你的影响力无法被收编，那么即便你只是写字、说话、办报，也可以被无限上纲，最终被定义为国家敌人。
《苹果日报》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极权逻辑的挑战。它拒绝使用官方语言，拒绝重复统一口径，拒绝把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为宣传口号。在一个依赖信息垄断维持统治的政权眼中，这种媒体不是“不同声音”，而是“系统性威胁”。
因此，黎智英案并不是司法系统发现犯罪、依法惩处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利先认定立场、再寻找罪名的过程。所谓“串谋”“勾结”“煽动”，都是在结果确定之后才被拼凑出来的法律叙事，用以赋予迫害一个看似合法的外壳。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逻辑一旦被接受，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再安全。如果写文章是罪，如果接受采访是罪，如果与外界交流是罪，如果坚持新闻伦理是罪，那么“罪”本身就已经失去了边界。
这正是国安法最核心、也最致命的特征——它不是针对具体行为，而是针对思想和立场；不是惩罚已经发生的危害，而是预防任何可能出现的不服从。在这样的法律体系中，清白不再由事实决定，而是由权利裁定。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黎智英案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宗普通案件，而是一场示范性审判。它的目标从来不只是惩罚一个人，而是通过这个人，重新校准整个社会的恐惧刻度。
在极权体制中，刑罚的意义并不在于与行为“成比例”，而在于是否足够震慑。二十年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它向所有人清晰传达一个信息：只要你触碰新闻自由、挑战官方叙事，无论你是谁、年纪多大、是否非暴力，代价都可以是毁灭性的。
为什么一定要判得这么重？因为轻判是危险的。
如果黎智英只是被象征性地定罪、短期服刑，社会就可能产生错觉：也许坚持原则仍有空间，也许对抗权利尚存退路。对一个依赖全面服从维系统治的政权来说，这种错觉本身就是威胁。
因此，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足够痛”的结局——
痛到让媒体人学会自我审查，
痛到让企业家远离公共议题，
痛到让年轻人意识到理想的代价，
痛到让整个社会重新理解“边界在哪里”。
二十年的刑期，正是这种政治心理的产物。它不是为了纠正所谓的“错误”，而是为了重塑行为模式。它要做的不是说服你，而是让你害怕。
更残酷得失，这种重判并不需要真实的犯罪事实作为支撑。国安法的设计本身为这种操作提供了便利：罪名模糊、解释权集中、程序去监督化，使得量刑不再受制于常规法治逻辑，而完全服从于政治需要。
这正是中共统治最核心、也是最冷酷的地方：它不需要你相信它是正义的，它只需要你相信反抗是徒劳的。
而当一个政权必须依靠如此沉重的刑罚来维持秩序时，本身就暴露了它的虚弱。真正自信的制度，不需要用二十年监禁来对付一名记者；只有害怕真相，害怕记忆、害怕被记录的政权，才会如此用力。
黎智英被重判，并不是因为他“危险”，而是因为这个体制知道，它经不起真相的长期存在。
黎智英（图片来源: 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新闻自由的核心，并不只是报道事实，而是承认一个前提——权利并非天然正确，叙事并非只有一个版本，政府的行为可以、也应该被持续质疑与监督。而这一前提，正好触及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根基。
中共的权利来源，从来不是公开竞争或自由授权，而是对历史叙事与现实信息的长期垄断。它需要一个被精心管理的世界：哪些事情可以被记住，哪些话可以被说出口，哪些问题可以被讨论，哪些答案只能由官方给出。
在这样的体系中，新闻并不是公共服务，而被视为潜在威胁；记者不是监督者，而被视为“风险因素”；独立媒体不是社会资产，而被视为“敌对力量”。
《苹果日报》的存在，恰恰打破了这一控制逻辑。它不接受官方口径作为最终答案，不把“稳定”置于真相之上，不把“正确立场”当作报道前提。它以通俗、直接、情绪鲜明的方式，让权力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下——而这正是极权最无法容忍的事情。
对共产党而言，真正危险的并不是某一篇报道，而是一种不可控的信息机制。
只要这种机制存在，权力就无法完全掌控社会情绪；
只要有人持续记录，历史就无法被随意改写；
只要真相被不断传播，恐惧就无法稳定地生效。
这也是为什么，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打击从来不是“管理”，而是彻底清算。因为自由不是可以被调节的变量，而是必须被清除的风险。
黎智英之所以格外“危险”，还在于他的角色重叠性。他既是媒体人，又是企业家；既拥有本地影响力，又与国际社会保持公开联系；既表达价值立场，又拒绝躲进“技术性中立”的安全区。这种公开、持续、可被看见的坚持，让他无法被边缘化、无法被悄然消失。
因此，他必须被高调审判、被长期关押、被塑造成“反面教材”。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而是因为他让太多人看见了权力不愿被看见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苹果日报》的关闭并不是新闻行业的商业失败，而是一场政治清洗；黎智英的判刑也不是司法裁量，而是一种意识形态情场。中共要的不是一个“守规矩的媒体环境”，而是一个不再提出问题的社会。
当一个政权需要通过摧毁新闻自由来维持自身稳定时，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脆弱。一个真正自信的制度，不需要害怕记者；一个真正稳固的政府，不需要监禁写字的人；只有建立在谎言与恐惧之上的权利，才会对真相如此敏感、如此暴力。
黎智英不能沉默，因为沉默本身就是对自由的背叛。
对一个极权政权而言，最危险的不是抗议的人群，而是敢于记录、敢于报道、敢于让真相被看到的人。新闻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社会认知的神经系统；一旦失去它，权利就可以随意塑造现实、篡改历史、定义“真相”。
沉默意味着妥协，是在默许权力将事实和记忆据为己有。在黎智英看来，沉默就等于承认：政府有权定义社会的边界，有权决定哪些声音可以存在，有权选择让真相消失。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他的职业、他的信念、他一生追求的正义，都建立在真相可以被揭示、权力可以被监督的前提之上。
中共害怕黎智英发声，因为他能够启发人们的独立思考。他的文字和报道像火种一样，把思考和质疑传递给社会每一个角落。正是这种力量，让一个政权必须高调惩罚、必须长期关押、必须制造恐惧——否则它的权威就无法保持绝对。
黎智英不能沉默，也是因为历史在呼唤责任。每一个独立媒体人、每一个敢于质疑的公民，都是社会记忆的守护者。沉默会让历史空白，事实被消灭，真相被篡改。中共深知这一点，所以必须用二十年的监禁来封口黎智英，试图让未来所有人明白：挑战权威，将付出毁灭性的代价。
黎智英不能沉默，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个人命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标杆。二十年的刑期，无法关押他的信念；封锁庭审，无法掩盖他的坚持；法律可以剥夺自由，却无法囚禁真相。
黎智英不能沉默，因为沉默是权力想要的结果，而坚持发声，才是他对历史、对社会、对自由的忠诚。
黎智英背叛二十年，不只是判给他一个人，而是判给整个香港，甚至是全世界关注新闻自由的人。这个判决试图用长久的监禁来制造恐惧，用法律程序的外壳来掩盖政治迫害，用时间的消耗来消灭意志。然而，无论多么沉重的牢门、多么漫长的刑期，都无法掩盖真相，也无法熄灭已经点燃的火种。
中国共产党害怕的不仅是黎智英个人的声音，而是真相本身的存在。它害怕媒体能够记录历史、曝光权力、激发质疑；它害怕任何人意识到，所谓“稳定”与“繁荣”，不过是建立在恐惧与操控之上的表象。它用法庭、法条、判决、监禁，把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变成“罪人”，以示所有敢于发声者的下场。可它忘了，精神的自由是监禁无法触及的。
黎智英的坚持，昭示了新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不可替代价值。他拒绝沉默，不为个人荣耀，而是为了让社会记住：权力可以掩盖事实，但无法消灭渴望真相的人；法律可以包装迫害，但无法粉碎正义的精神。二十年的刑期，对他而言是身体的囚禁，但对真相而言，却是光明的延续。他成为象征——象征那些不向暴力、恐惧、权力屈服的人；象征新闻自由和独立思考的力量；象征任何时代，勇敢发声的人永远不会被遗忘。
香港的自由正在被剥夺，言论空间正在被封锁，制度性的迫害正在系统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希望的终结。每一份报道、每一个勇敢发声的人，都是在续写黎智英所代表的时代革命。权力可以压制声音，但无法消灭记忆与信念；统治可以延长恐惧，但无法抹去历史的真相。正如黎智英所证明的那样，真正的力量来自坚持原则的人，来自不被恐惧支配的精神。
中共可以用监狱、审判、二十年的刑期来震慑社会，但它永远无法剥夺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也无法阻止历史记忆对未来的指引。黎智英的坚持提醒我们：自由不是恩赐，它是必须捍卫的权力；新闻不是罪，它是社会的血脉；沉默不是安全，它是专制希望你接受的陷阱。
二十年，是对一个人的刑期，去也是对权力自信的警醒。正义迟早会被记住，真相终将被揭示。即便监狱将黎智英的身体关押，他的精神、他的信念、他捍卫新闻自由的火焰，仍将在社会中传递、燃烧、照亮那些不愿屈从、不愿沉默的人。
黎智英不能被消灭，香港的记忆不能被篡改，自由的火种不能熄灭。二十年的判决，是极权对勇气的惩罚，但也是历史对正义的记录。无论权力如何压迫，荣光必将归香港，真相必将抵达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