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瘠的土地产出的是百万斤的谎言。（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文接：不顾人命 只有党的利益
在地方层面，除了四川的李井泉之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大跃进”时期的角色同样关键。杨继绳指出，最早的“高产卫星”正是从河南放出的，而吴芝圃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在虚报产量的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信阳地区为例，正常情况下该地区的粮食产量应在一个相对有限的区间内，但地委书记却上报了七十多亿斤的惊人数值。时任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坚持认为实际产量只有三十亿斤左右。围绕这一分歧，吴芝圃召开会议，对张树藩进行公开批判，指责其“右倾”，并否定了他的判断。
后来信阳问题全面暴露后，李先念等中央领导赴河南调查。张树藩在调查过程中向中央领导反映了当年的真实情况。陶铸当场表示相关问题中央已经了解。然而，吴芝圃却声称自己当年并不知情。张树藩当即反驳，指出正是吴芝圃本人主持会议、批判他“右倾”。吴芝圃随即沉默，面露尴尬。李先念则出面打断谈话，要求不要再继续讨论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1959年信阳地区粮食产量比1958年实际减产约50%，仅有二十多亿斤，却被虚报为七十二亿斤。在虚报产量的基础上，政府征购粮食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比上一年增加18%，征购量占到所谓“总产量”的一半。大量征购粮和所谓“余粮”是通过各级干部和民兵采取殴打、逼迫、搜查等方式强行收缴的。先后有一万多人被捕，死于监狱和拘留所的人数达到七百人。征购完成后，农民全年口粮仅剩一百多斤，只够维持三到四个月，随之爆发严重饥荒。
1960年11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前往信阳调查。五个月后，陶铸私下表示，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人，认为不必再继续统计。
信阳事件曝光后，河南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人先后发言，强调贯彻毛泽东的路线，并将问题定性为干部“变质”。会上甚至提出要处决一万人。最终虽未执行如此规模的处决，但仍对大量基层干部进行了严厉处理，许多人被下放到基层，生活境遇极其悲惨。毛泽东一度提出要处决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但随后表示自己“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最终放弃了这一决定，成为少数未被执行死刑的个案。
在总结“大跃进”时期的经验教训时，杨继绳指出，当时社会上刮起的所谓“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瞎指挥风，并非单纯由基层自发形成，而是上下互动、相互强化的结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级提出一个方向，下级往往迅速将其无限放大。
其中，“共产风”尤为典型。共产主义作为中共的最高理想，被视为检验党员忠诚度和干部政治可靠性的核心标准。一个干部是否具备提拔资格，往往取决于其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态度是否“坚定”。在这种背景下，“共产主义提前到来”的口号迅速流行，各地竞相探索所谓的“共产主义新村”。
河北徐水县便是其中的代表。当地县委书记推行供给制，提出“包吃、包穿”等十多项保障措施，但仅维持两个月便因财政枯竭而难以为继。与此同时，军事化管理、男女分居、配发枪支等做法也相继出现。各地搭建彩门，宣称进入“共产主义新阶段”。小村被拆并为大村，农民的全部财产被集中起来，生产队的财产统一划归人民公社，名义上转为“全民所有制”。
类似的情况在湖北当阳也十分突出。当地在“五风”影响下，学校缺少文具，便直接到书店“拿”；商店的布匹也被抢购一空。这类现象在多地反复出现。徐水县的做法一度受到高度肯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先后前往视察，几乎所有驻华使馆的外国人员也被安排参观，对外展示的都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光辉成果”。公开场合中，没有人提出批评意见，只有邓子恢私下表示“这样不行”。
然而，几个月后，当地群众开始拒绝继续配合，随之而来的是抓人、打人。相关暴力行为暴露后，毛泽东逐渐对徐水模式失去信心，停止宣传，转而树立山东范县作为新的典型。毛泽东称范县是一首“美妙的诗”，形容其“花园满地、粮食吃不完”，并表示即便五年实现不了，十年实现也可以。全国各地随之仿效，其中湖北当阳的执行尤为激进。
有迹象表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确实”相信粮食已经极为充裕。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向他汇报称，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将达到两千斤，人均年产粮三千五百多斤。事实上，当时当地实际亩产仅有两百多斤。毛泽东听后提出疑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并建议“一天吃五顿”。他设想，粮食过剩后可以减少劳动时间，发展文化和教育。
同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表示，如果粮食产量继续翻番，可能会出现“找不到用途”的问题，并提出可以将粮食用于工业用途，如制造酒精燃料。正是在这种判断基础上，中共领导层作出了更加荒唐的决策——减少粮食播种面积。
1958年11月23日，在中共中央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只要粮食总产达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一年”。他甚至表示，未来人均只需几分地便可满足粮食需求。刘少奇随后在江苏视察时也提出，未来可以用三分之一土地种粮、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中共中央据此决定在次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
1959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比上一年减少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减少20%，约一亿一千多万亩。按1957年的亩产水平计算，这一决策直接导致1959年粮食减产约三百三十九亿斤，相当于当年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严重加剧了随后发生的大饥荒。
对于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杨继绳认为，其影响既来自个人思想，也来自制度环境。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理想、鼓励“超英赶美”，地方干部积极执行，取得表面成果后又获得中央支持。只有在问题严重暴露后，才开始加以制止。
毛泽东本人后来也承认，在“大跃进”时期存在大量假话。他曾对保健医生李志绥表示，许多虚假汇报是“上面一压，下面没办法，只好说”。尽管到1959年中期，中共高层已意识到粮食产量被严重高估，但仍错误认为实际产量在五千亿斤左右，远高于真实水平。基于这一判断，政府鼓励农民“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三百四十多万个，实行“吃饭不要钱”。结果粮食迅速耗尽，农民在短时间内失去所有口粮，只能陷入饥饿。
在高层中，邓子恢是少数较早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领导人之一。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通过民间渠道了解农村真实情况，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难以公开进言。1962年，他与邓小平一道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随即引发强烈反弹。
事实上，邓子恢在农业政策上的分歧早已显现。1955年，他就提出农业合作化不宜推进过快，主张稳步发展，这一观点与毛泽东的政策方向相悖，多次受到批评。在1961年饥荒最为严重之际，邓子恢将广西、安徽、湖南等地的“包产到户”经验上报中央，强调并非否定合作社或社会主义制度，但仍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1962年，他被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职务，随后该机构也被撤销。1964年，他又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政治生涯由此走向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