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巴士（图片来源：香港政府新闻处）
【看中国2026年2月6日讯】一堆尸位素餐的政府官员，闭门造车弄出一个巴士安全带法案，交给一堆昏庸无能的立法会议员举手通过，再由一堆莫名其妙的政府官员付诸实施，弄出一个巴士安全带的大头佛，这便是今日香港政治乱局的生动写照。
法案的荒谬在于，巴士有企位，座位强制系安全带，企位有什么保障？座位不系安全带要罚款，企位没有安全带可系，又要不要罚款？更荒谬还在于，法案规管的是2026年以后注册的巴士，而实施时针对的却是全港现有全部巴士，这些政府官从下到上，就没有一个人在实施前看过这部法例？
翻看歴来香港巴士交通惨剧，凭常识可以明白，巴士车祸的杀伤力，根源不是座位上有没有安全带，而是巴士司机危险驾驶。有一次车祸是整架巴士跌落桥底，有一次是整架巴士翻侧，这样严重的事故，即使有安全带，乘客也一定伤亡惨重。
强制乘客系安全带，违例要罚款，一个前提便是要取消巴士企位，否则无法自圆其说；如果巴士企位不能取消（因为不能满足巿民交通需要），那唯一的选择便是放弃强制性安全带之设，这是基本的常识。这些政府官和立法会议员，难道都没有基本生活常识？
一部关系到七百万巿民日常出行的法例，在制定、审议和实施过程中，要先经过起草官员之手，再经过九十个立法议员之手，再经过执行部门各级官员之手，这些人都号称香港政治精英，都在政坛混几十年，居然闹出这么一个冇厘头低级错误，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这一年来，香港政府出了多少施政纰漏？先有政府饮用水的问题，再有宏福苑火灾，跟着又是巴士安全带之乱，这些错误都是因政府官员的怠政、颟顸引起，也因政府各部门的沟通障碍而起，也因政府官员奉迎上司、妄顾巿民利益而起。
港英时代的政府没有出过这种施政笑话，即使九七后直至国安法颁布，也极少有类似昏庸的事故，为什么香港政府官员，从负责、干练、高效的良好政声，一落千丈至此？很简单，香港官场文化变了，香港立法会的监督功能失落了，香港人对自己城巿的发言权被剥夺了。
政府官员施政，要服从什么人，取悦什么人，要照顾什么人的利益，这是政府工作的出发点。从前官员服务香港人，现在官员服务中共，立场不同，作风有异，施政重点一变，政策倾向就转移了。国安法后，政治高压成常态，镇慑香港人的抗争是重中之重，像巴士安全带这类小事，本就不值得提到议事日程上，最终决定推行，只是应付例行公事，得过且过。
从前立法会议员，有相当一部份是经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选举产生，这些议员都有选民背书，他们在议会代表巿民利益发声，对政府官员的质询针锋相对毫不容情，经常把官员逼到墙角。政府官员到立法会接受质询，都提心吊胆，必定把工作做在前面，步步为营，滴水不漏。
而现在，立法会议员都是中共内定，只须看主子脸色，不必考虑巿民利害，议员便没有心思去严格把关，即使挑剔，法案也一定过，反而得罪官员，遭中共秋后算帐，自己更不合算。
至于法案通过，发到具体实施部门，也只是官员们上班应卯的日常而已，没有人去细究其中的合理性，也没有人去质疑条文的周详，一单立法与行政合谋的低能笑话于焉诞生。
为什么在李家超手上，才会出这么多施政甩漏的怪事？因为李家超是靠镇压反送中运动上台的。他的本事本不在政府行政管理，而是在惩治香港人的政治抗争上。香港的发展和民生不是他的工作重心，维持香港的政治安全、中共的专制江山才是第一要义。
香港基本法虽提及行政主导，但长期以来中共与香港政府很少强调行政主导，因为那些年中共为发展经济，期望香港人支持。国安法之后，行政主导被再三强调，变成香港“一国两制”的主调，这便是李家超政府施政甩漏的主因，因为立法与社会监管不存在了。
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不久前对香港立法会议员指手划脚，说行政主导是特区政治体制的重要原则，立法、司法“要同唱一台戏，要多补台，不能拆台”，“支持政府不缺位，监督政府不越位”。夏宝龙这种说法，等于给立法会议员划下一条红线，就是行政主导就等于行政凌驾，立法司法不能挑战行政权威，要服从拥戴，不能制造麻烦。
夏宝龙对旧体制新定调，有两大效果，一是放大政府专权，二是压抑立法会监督功能，前者使政府更肆无忌惮运用手上权力，更无视立法会与社会的监督功能；后者直接迫使立法会议员低头，成为政府的附庸。这一来一去，政府官员身价高了，更肆无忌惮，胡乱作为，立法会议员地位低了，更像小媳妇一样低眉缩骨。
巴士安全带之乱，由强调行政主导而起，政府强势，立法会“弱鸡”，低能法例一关关过，最终倒霉的是巿民。
近日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要组织立法会辩驳队，她应该先针对巴士安全带之乱遭遇的社会嘲弄与批判——连这样低级的错误也无法自辩，遑论其他严肃的政治民生议题？她还是省点力气，先做一个合格的议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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