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摄于1992年的斯大林海报（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月28日讯】（看中国记者金言综合报道）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全球政治版图正经历一场深刻的震荡。曾经被认为已经随苏联解体而进入历史灰烬的“列宁主义”与“大清洗”，似乎正以某种更现代、更隐蔽，却同样冷酷的方式在中国重现。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通过对斯大林权力的解构，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多位时评人则通过对当下中国政坛的观察，为这面镜子镀上了现实的底色。
斯大林：极权统治的“金标准”
科特金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历史与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在加入胡佛研究所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数十年，曾担任该校国际转型研究中心的主任。他被公认为当代研究斯大林、苏联历史以及全球威权主义最顶尖的学者之一。
科特金在《斯大林传》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斯大林是所有独裁者的“金标准”。这并非赞美其功绩，而是指其在权力掌控、制度构建和意识形态渗透上的深度。
1.制度的原创者与效仿者
科特金指出，虽然毛泽东时代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远超斯大林，但毛的政权在DNA上是斯大林模式的衍生物。没有斯大林提供的组织蓝图、军事援助和工业模版，中共很难在内战中获胜。因此，理解斯大林，是理解一切共产政权运作逻辑的基石。
2.微观管理的深度
斯大林不仅是一个统帅，更是一个深度的微观管理者。他亲自修改苏联英雄的自传，审阅电影剧本，甚至在工业图纸上批示。科特金认为，这种对细节的极端掌控力，通过恐惧和个人崇拜的结合，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台精密且冰冷的机器。
3.“权力并不足以解释独裁”
科特金强调，单纯的权力欲望不足以支撑斯大林式的统治。独裁者往往拥有某种坚定的、甚至是扭曲的信仰。斯大林坚信自己是在保卫革命，而这种“道德上的自洽”让他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处决战友。这一点在习近平身上亦有体现——习坚信只有绝对的党导一切，才能防止中国像苏联一样崩溃。
“半怀孕”悖论：为何改革在列宁主义下是不可能的
科特金提出了著名的“半怀孕”理论：一个女性不能处于半怀孕状态，一个列宁主义政权也无法处于“半自由化”状态。
1.权力垄断的排他性
列宁主义政权的核心是权力垄断。文昭在其评论中多次提到，这种垄断具有物理学上的“脆性”。一旦你允许1%的政治自由，这1%就会迅速成为社会反抗的聚集点。从匈牙利事件到布拉格之春，再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历史证明，政治自由化不是改良的开始，而是崩溃的序幕。
2.习近平的“反向进化”
时评人石山认为，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时，面对的是一个因经济开放而权力稀释的党。邓、江、胡时代通过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实际上在党的垄断体上撕开了裂缝。习近平的任务是“补天”——他通过反腐和行政干预，强行将党组织嵌入私营企业。这不再是资本家入党（江泽民模式），而是党“殖民”资本（习近平模式）。
现代大清洗：军队与亲信的“祭坛”
近期中共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乃至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的接连消失，让人们想起了1937年的苏联红军大清洗。
1.1937与2023的镜像
自媒体大V、时评人江峰指出，斯大林当年清洗红军，并非因为他们不忠诚，而是因为他们“不够恐惧”。独裁者需要的是一种绝对的、非理性的顺从。当将领们拥有独立的威望、专业的军事思维和复杂的内部关系网时，他们就成了领袖眼中的威胁。
2.“自己人”为何最危险？
科特金分析，领袖在地方任职时或许有几十个亲信，但当他面对拥有数百万官僚的国家时，他会发现自己依然是“孤家寡人”。他提拔的人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利益小圈子，这种“山头主义”是独裁者永恒的噩梦。
自媒体大V、政论家文昭指出，清洗是一种“效忠测试”。领袖通过处决或监禁昨天的战友，强迫剩下的人在“良知”与“生存”之间做选择。
时评人石山认为，这种清洗具有随机性。它不追求正义，追求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恐怖”，让所有下级都明白：你的安全完全取决于领袖那一刻的心情。
偏执的螺旋：安全妄想与物理脆弱性
科特金还注意到独裁者的物理不安全感。
1.厨师、保镖与毒药
即便权力滔天，习近平也必须面对基础的物理威胁。谁能保证食物里没有毒药？谁能保证空调里没有气溶胶？科特金指出，这种对个人安全的极度焦虑，会转化为对政权的极端管控。斯大林晚年拒绝医生靠近，习近平如今出访时自备家具、加强保卫到惊人的程度，都是这种心理的写照。
2.这种偏执如何转化为政策？
江峰认为，习的“泛国家安全化”正是这种私人偏执的政策化表现。当领袖感到不安全，整个国家就必须处于战时状态；当领袖怀疑身边有暗杀者，整个官僚系统就必须接受特务机构的反复梳理。
接班人困境：权力的终极死结
独裁体制最致命的弱点在于接班人的合法移交。
1.权力中心的偏移
科特金指出，在列宁主义体制下，一旦指派接班人，权力中心会立即偏移。官僚们会开始在现任领袖和未来领袖之间摇摆，甚至提前站队。这对处于权力巅峰的现任领袖来说，等同于“政治自杀”。
2.习近平的终身制博弈
石山与文昭均认为，习废除任期制并非为了长治久安，而是为了缓解眼前的权力流失危机。然而，不设接班人导致了政权的“刚性衰变”。一旦领袖健康出现问题，或者发生突发性政治危机，整个体制将因为缺乏缓冲带和合法的继承程序，而陷入剧烈的内战或崩溃。
历史的终局与西方的误判
科特金对西方长期以来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这与江峰、文昭等人的观点也不谋而合。
1.区分“中国”与“中共”
科特金强调，西方最大的错误是模糊了中国文化、中国人民与列宁主义政权的边界。江峰指出，中共利用民族主义将自己包装成中国文明的守护者，但其本质是外来的马列邪说。
2.威慑而非挑衅
文昭认为，对待当前的“斯大林化中国”，西方需要的是坚定的军事威慑与技术隔离。这种政权只尊重实力，任何温和的劝诫都会被解读为软弱。科特金认为，只有让中共意识到挑起冲突会导致其政权彻底覆灭（即“自杀”），才能维持脆弱的和平。
在黑暗中等待黎明
从斯大林的古拉格到习近平的数字极权，历史的逻辑惊人地一致。独裁者通过制造恐惧来维持统治，却最终被恐惧所吞噬。
正如科特金所言，理解了斯大林，就理解了这一体制的不可调和性。几位时评人的观察则提醒我们：当一个庞大的政权开始通过大规模清洗来寻求安全时，它已经进入了其生命周期的最后、也是最危险的篇章。
这个政权的基因（DNA）决定了它无法走向温和，只能在权力垄断与自我毁灭的闭环中狂奔，直到最后撞上现实的红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