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云密布下的布达拉宫。（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薄云，雪山群峰瞬间披上金色铠甲，珠峰、念青唐古拉、冈底斯……它们沉默地站立，像一群亘古的守望者。山脚下，辽阔的草原如深绿的海洋微微起伏，无数牦牛和羊群散落其间，黑白点点，像是天神随意洒下的珍珠。风从远方来，带着雪的凛冽与草的清香，掠过经幡猎猎作响，五彩的祈祷在湛蓝深邃的天空下飞舞。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就是藏人生活的故乡，那时藏人有自己的部落，自己的首领，百年的寺院和平静的生活。在传统的藏文化中，藏人将整个西藏划分为卫藏、安多和康藏三个区域。而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这一区域逐步变成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个省份的藏区，中国官方称其为“周边四省藏区”。
在今天来看，四省藏区的划分，实际上是中共为了在西藏实施土改而有计划、有步骤实施的动态谋略之一，说动态是因为新建政的中共中央政府对这一区域的行政区划也经历了多次的变化。
在中国内地，中共推行土改的同时，采取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把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再通过互助组、合作社等形式交给所谓的“集体”，消灭土地私有制，农民表面上拥有土地，实际上到手的只是一纸空文。
最初中共在内地开展土改时，对藏人的生活还没有过多干预，土改运动在藏区也没有大规模展开。时任总理的周恩来还曾强调说：“西北的民族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土地改革可以推迟三五年再说，如果条件不成熟，那就十年八年以后再说。”而期间中共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直到1955年初。中共中央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持谨慎态度。那时的中共中央仍然在《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中，批评在“少数民族地区‘硬赶汉区’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和作法”，提醒各地党委说，由于这种做法，“甚至可能发生群众性的骚乱”。然而到了1955年下半年，风向开始逆转。
1955年7月30日，中国宣布取消了“西康省”的行政区划，把原西康省的藏人并入四川省管理。这样一来，藏人从西康省的多数民族变成了四川省的少数民族，中共为了方便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土改运动，又担心藏族群众会凝聚出对抗中共的反对势力来，遂采用了分散瓦解、逐个击破的战略，以避免和分散藏族群众在土改中的反对与抗衡。
而此时的毛泽东，对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感到极度不满。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了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指责了邓子恢主张的放缓发展合作化的观点，并讽刺邓子恢是“小脚女人”。
尽管毛泽东没有明说少数民族地区可以不用再防止“急躁冒进”，但是与会的藏区所在四省的党委书记们面面相觑、心领神会，认为毛要求的全国加速农业合作化的指示中，也包含了这四个省份的藏区。
两个月之后，中共四川省委率先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要求在藏、彝族地区开展土改运动。并于当年冬天率先在甘孜、阿坝等地开始所谓的“民主改革”。青海、云南和甘肃也随后跟进，在藏区开展“合作化运动”。
当时的藏区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情景：每个县都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工作组，组员多以汉人为主，其中很多是从四川、成都、重庆等地临时招来的大学生，有些甚至是高中生。在经历了为期几天短暂的培训后，他们就分别前往各个县去开展工作了。
此时的牧区，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远处，湖泊如一面面不规则的镜子，静静镶嵌在大地褶皱里。湖面倒映着雪山与白云，仿佛另一个更纯净的世界正透过水面与朴实的藏人对视，想要告诉他们，这里即将要发生的一切。一场针对古老西藏的血腥洗劫，正在拉开序幕。
中共是懂宣传的，尤其善长玩文字游戏、偷换名词概念。在中共官方的宣传与叙事中，藏区推行的是“民主改革”，听上去这种改革要比内地的“土改”和“农业合作化”更温和，更优越。但其实质却被中共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一语道破。在1956年2月28日的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李维汉说：四川藏区叫“和平改造”，云南叫做“和平协商民主改革”，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搞土地改革”。所以，中共无论用什么口号和漂亮的词汇，目的都是为了粉饰它们的抢夺、掩盖它们的血腥杀戮。
先看看内地的做法。根据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具体的做法是：农村人口按照拥有财富的多寡，分成三六九等。提出要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富农和地主，因为富农和地主被定为剥削阶级，就是打击的对象。打击方法之一就是这些富裕农民拥有的土地、房屋和财产要被夺走。不仅如此，富裕农民们还被确定为“阶级敌人”，还要接着承受到肉体上的迫害。两年之内，中国内地的“土改”运动导致数百万农民人头落地。
而在藏区，以青海省藏区举例。对藏族的政策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到后来的每个村庄、每个部落都需要按照事先规定的指标划分地主、牧主、富农、富牧。查成分，划成分，清查土地，而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批斗。据公开史料记载，仅1958年一年，青海全省就“惩治”了4.2万牧主、地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份子。套在藏人脖子上的枷锁从慢慢收紧，到被彻底锁死了。
事实证明，好听的“民主改革”口号下的残酷迫害，其烈度甚至远高于内地的“土地改革”。中共实施的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这两个原本在内地是分两步走的行动，在藏区是同时进行的。当时有人叫作“两步并作一步走”，或者叫“一步登天”。藏人们的财产在一夜之间全部清空，且消失的无凭无据。而实际上，在没有中共之前的西藏，绝大多数藏人拥有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生产工具。
仅从中共披露的为数不多的记录中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个部落里面，大部分的牧民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真正赤贫的牧民、完全没有牲畜的人，只占整个部落里总人口的2%～4%。也就是说，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并非将少数富人的财产没收，而且是将大多数牧民的财产掠夺一空。而在此之前，藏区的农民已经背负着逐年增加的沉重的税负。
来看一组数字：
四川省藏区，丹巴县1952年征粮3.7万斤，1955年增加到159.2万斤，上升达42倍。
马尔康县：1954年粮食征收和征购总量20万斤；1955年增加到110.8万斤，上升了4.4倍。
理塘县：1953年的政府征购粮9万斤，1954年提高到20万斤，1955年达14万斤。
黑水县：1954年粮食征收征购总量56万斤，1955年征粮104万斤，上升将近1倍。
中共的税负甚至远远超过了国民时期的国民党，以康定县为例：1939年的民国政府征粮4.3万斤，而1955年的中共政府却征粮46.3万斤，可以看出中共的税负是国民党的11倍还多。
与此同时，中共给藏人的粮食配给却逐年减少。1958年10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实现“人民公社化”以后，藏人口粮供应比1957年减少了47.4%，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仅一个月后就有大批藏族牧民被饿死。
1962年5月18日，当时的十世班禅喇嘛在西藏和周边四省藏区巡访之后，对当时的惨况大为震惊，于是不顾阻拦，亲自写下并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人称《七万言书》的《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
报告中在谈到了人民公社给青海、甘肃藏人造成的困难时，班禅喇嘛写道：“口粮极少使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这种藏族历史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经不住这种残酷的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有些地方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而被直接饿死，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毛泽东看完却大为震怒，班禅喇嘛因此获罪，投入监狱。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