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小批中国青年走过几条革命性的大字报。（图片来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1月21日讯】我常常想起我那苦命的大娘（方言，即大姑），常常想起她最后一餐直愣愣盯住空无粒米的饭碗，那迷茫与无助的目光……
我家住在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一个叫焦家村的地方，当年称之为西昌专区西昌县红旗公社三大队一小队。也曾经是个较大户人家，父辈兄弟姐妹四人。“解放”前，父亲于四川大学师范学院读书期间病故。那一年，弟弟刚出生不久，我也只有两岁。祖父是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在地方上小有名气，拉扯着全家八口人，日子虽然清苦辛劳，还是吃得饱穿得暖的。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立，农民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这时候，叔叔和小娘（方言，即小姑）外出参加工作，祖父早已去世，家中剩下五口人，母亲带着我们艰难度日。
大娘名双福，三十几岁，在父辈中年岁最长。她生来聋哑，整日在家做饭，扫地，喂猪，养鸡；偶而也做做豆腐。她极少接触外人，大门都很少出，也从未去田间做过庄稼活。她心中的天地就是这个家，家里的院坝，和家里几个人。
有些聋哑人也是聪明的。而大娘却不，她单纯，迟钝，一点都不机敏；甚至有些“木”，应当属于弱智，除了家务劳动，就只知吃饭。且饭量很大，一餐能吃二号碗三碗饭，大约一斤米。也难怪，那时候生活苦，油水不足只有逢年过节和农忙请人干活时才能见到肉。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不准各家各户做饭了，都得去食堂吃饭。硬要说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生产队掌控着全队人的全部口粮，不再分发到各家各户。如果发现谁家冒烟，那是要批判斗争，要砸锅砸碗的。
当时农村中有过这样的口号：放开肚皮吃饭，拿出干劲生产。确有吃饭不定量的日子。但很短，大概一两个月左右，就闹粮荒了，不得不勒紧肚皮。成年人按男女强弱劳动力定量，不出勤的人不给饭吃。大娘从未干过农活，什么都不会，只能干些晒谷、打扫场地、挑选种子等非田间活，是弱劳力，也就只能吃弱劳力那份饭——二号碗浅浅一碗饭，全家一碗菜：或萝卜，或青菜，或苜蓿菜，单调而没一丝油水。大娘根本吃不饱。餐餐吃不饱，一餐比一餐欠得多，一天比一天欠得多。
大娘心里该怎么想呢？她一定不明白：我烧了一二十年锅，煮了一二十年饭，怎么突然间不要我烧不要我煮了？是嫌我烧的不好？是怕我偷食？她是不知道“伟大领袖”发号召，是不知道“人民公社好”的。她只知道要吃饭，而且要吃饱。
然而，“伟大领袖”根本不管她是否吃得饱。粮食越来越紧张，食堂定量越来越少，大饥荒是越来越厉害了。怎么办？老百姓除了挖草根剥树皮摘野菜野果，第一反应就是偷。偷田地里的稻谷、玉米、麦子，乃至瓜豆蔬菜。这是无助无奈的民众对恶政的自卫。然而，偷也是要有条件的。要承担风险要付出代价的。队里有一户人家，男人是邮递员，女人姓罗，带几个小孩在农村过日子。该罗氏胆大泼辣，靠偷维持一家人生命。一个大风大雨的夜晚，她偷苞谷被人发觉；次日一早发现她被吊在大门上示众。罗氏虽然被吊打得半死，却“矢志不移”，只要能动，只要有机会，还是偷。因为不偷一家人就会饿死。大饥荒期间，有劳力、胆子大、点子多、机灵、泼辣又不怕死，能偷的人家就要好一些。而我们家就无法攀比了。我奶奶一双小脚，平时干活走路都困难，没法偷。母亲有病，干活都提不起劲来，也不能去偷。大娘是哑巴弱智，又没有在田间干活，没有条件更不会偷。我与弟弟在十五里外的初中上学。我们家的人既没本事掌权捞好处，也没本事去偷，只能痴痴地消耗生命。
某日，大娘随同一伙弱劳力挑选蚕豆种。看见别人一边选一边偷吃，她也偷吃。然而别人机敏，见队长来了就不偷吃了；而她却照吃不误，不知道要躲避队长。以至队长到了她身边，她还在吃蚕豆。队长胡吴氏虽是女人，却比男人还凶狠，立刻抓住她就打，将她拖至大路上。大娘坐在地上不肯走，队长把她从生产队的北头擦着地一直拖到南头。队长一边拖一边大声嘶喊，说她偷吃蚕豆种，说她“挖人民公社墙脚”，说她“搞破坏”。叫大家来看，示众。
从此，大娘再也不敢偷食了。
1960年的一个周六，我与弟弟从学校回到家里。不是每个周六都能回家的，很多时候要参加学校劳动。我们学生的口粮在学校，回家时要将每人星期日一天、星期六晚餐的口粮分称给各人。并特别规定：这份口粮拿回去以后不得自家煮吃，而要如数交到公共食堂，再从食堂打饭吃。食堂给的饭比交去的米少，跟弱劳力一个标准。当天晚上，我们一家五口人，从食堂领到五个半碗饭，以及半碗没有油的蔬菜（不记得什么菜了）。当时还没到稀饭“瓜菜代”的时候，只是饭已经很少。是蒸饭，每人一个二号碗，按人放进定量的米，大屉笼蒸熟，只有浅浅的半碗饭。回到家里，我们虽然也是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共进晚餐”，却只是各吃各的一份饭。谁都不说话，默默地吞食那十分“珍贵”的饭菜。
大娘最先吃完她那一份饭，却坐着不肯离去，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饭碗，一动不动。饭碗，象洗过一般干净。
大娘在想什么呢？她一定想说：我没吃饱，我没吃饱！我还要！
大家都吃完了，每个人都没有吃饱。直到我把大家的碗都收去洗了，大娘终于站起来依依不舍地离开桌子，慢慢回房间去了。
因为没油点灯，一家人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奶奶的一声惊叫将我唤醒：“我的天哪，小双福死了！小双福死了……”奶奶和大娘睡一张床。
我感到很惊讶，以为人死之前必有一个躺在床上不能吃不能动的过程。而大娘昨天晚上还吃了她那一份饭，才自己走回房间去睡觉的。只是动作很迟缓，人也瘦成皮包骨，两眼瘦凹下去，颧骨突起多高。从来没有生过病、没有吃过药的大娘默默地去世了，我感到很意外，也感到很悲伤，然而更多的却是一种觉得她解脱了受饥饿罪的感觉。
家人将逝者停置于堂屋中间。又用木板钉了口薄皮棺材。在众乡亲的帮助下，七手八脚将她收殓。队里派来几个劳动力，抬到本队的公共墓地安葬了。
在我们队里，大娘是属于前期饿死的。前期饿死的几个人都是憨厚，木讷，只知做活没有什么心眼，饭量又大的人。大饥荒继续蔓延，公共食堂先蒸碗碗饭，而后吃粥，而后粥越来越稀，而后粥里加菜；而后一粒米都没了，只煮厚皮菜，苜蓿藤之类的藤藤叶叶；而后只有泡红海椒烧汤，一人一勺汤了……只要以为能吃的草根树皮都被人弄来煮吃。还有的人吃“观音土”。要跑几十里才能挖到“观音土”，很远。我家没有劳力，挖不来“观音土”。但别人给我尝过：加点菜叶做成馍，没什么味道，只有土腥气；却很细，没有沙子，不碜牙。口感上有点象面粉，不象别的泥土那样难以下咽。多吃会拉不出大便，将人胀死。
60年，不少地方的公共食堂已名存实亡。极左李井泉把持下的四川仍然千方百计保住公共食堂，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四川省的公共食堂是下达中央60条后，61年7月才被迫解散的，属全国最后一批，加剧了饿死人。61年很多省份推行“责任田”，农村大饥荒开始好转。四川省却坚持“集体化”，我们那里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从未推行过这一拯救饥饿和死亡的好政策。这些因素使得四川雪上加霜，大饥荒愈演愈烈。所以四川省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四年大饥荒；天府之国饿死一千万人，名列各省之首，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一小队原有120多人，大饥荒结束时只剩90多人，饿死了30多人。而队长家五口人，两个大人三个小孩，一个个都没见瘦。因为她掌握食堂，掌握了大伙那点少得可怜的口粮，多吃多占。后来“整风整社”，队长下台，遭到许多社员的批斗与殴打。
而今日子好了，吃不愁穿不愁，较之当年那个万恶的年代是天壤之别。然而，每当剩菜剩饭的时候，我便想起了我那苦命的大娘，想起了她最后一餐那盯着空碗，迷茫与无助的目光，想起了她的蓦然去世，心头不禁涌起一阵撕裂般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