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共效力的红色特工个个下场凄惨，左起刘鼎、潘汉年、谢和赓。（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中华民国——一个承担民族存亡的合法政府，如何在战后被一个不惜以欺骗、渗透、恐吓与暴力夺权的极权政党击败？ 长期以来，中共官方叙事刻意制造一个错觉：“国民党无能、腐败，所以输掉中国。”但在大量史料与当事人口述中，一个被刻意掩盖的事实逐渐清晰：国民党不是输在战场，而是输在一场被系统性颠覆的“非常规夺权战争”。而这场战争，从抗战期间就已悄然展开。
抗战八年是谁在替中国扛灾？
抗日战争期间，代表中国对外作战、对内承担全部代价的，是以中国国民党为核心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承担了抗战中最残酷的现实成本；正面战场几乎全部由国军承担；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会战，精锐部队大量消耗；首都迁往重庆，长期遭日军无差别轰炸。
此外，战时通膨与治理压力，并非“腐败”可简化解释。为支撑战争，被迫大量发行法币，工业、铁路、港口几乎被摧毁，上千万难民、退伍军人、失业人口，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都必须承担的重担。
中共在抗战期间的“真正战略”是为夺权作准备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核心目标，从来不是民族救亡，大喊出口也只是为了欺骗而已，中共真正专注的是在敌后发展；实际作为是渗透、欺骗与暴力控制；只在表面上“抗日”，实际是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更甚之是毛泽东早早派密使潘汉年与日军高层做私下交易。
此外，中共还藉抗日之机大量发展地下党、村级组织，以“减租减息”包装，实际准备日后血腥土改。而中共党史中书写的所谓“根据地”，本质是未经民意授权的暴力控制区。“延安整风”正是建立恐怖型服从体系的典型。
“延安整风”被官方宣传为“思想教育”，但据大量披露的史料显示，那是一场系统性逼供、罗织罪名、心理与肉体双重折磨的党内清洗，也是后来全面极权统治的预演。
此外，中共还在敌后根据地进行“清乡”、“反奸”行动（1939～1945），在冀中、冀南、晋察冀等地，任意指控“汉奸”、“地主”，并进行公审、私刑、处决，再以暴力迫使农民站队；在多份地方回忆录中，这些行动死亡人数常高于同区日军直接杀害人数，但从未进入官方抗战史。
战后中国 国民党被迫“正常治理”但中共全面破坏秩序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必须立刻恢复：城市供应、交通运输、国际外交、民生秩序，而中共则完全相反。中共的战后策略是破坏治理能力、制造失序，再将责任推给当局政府。
中共刻意散布通膨恐慌，渗透工会、学运，鼓动斗争、罢工、武装冲突，宣传“国民党卖国、反人民”，这绝不是喊的漫天阵想的“革命理想”，而是政权颠覆。
一场以恐怖建立服从的社会实验“土地改革”
最初中共以“减租减息”为名目，推行血腥土改的转化运动（1945～1947），在华北、东北农村公开批斗，群众被迫参与殴打地主、富农，且就地处决。而且，早期土改死亡数是以“村”为单位计算，并不是个案而已，是中共刻意推动的——用血债建立“无法退出的政治共犯结构”。
美其名为土改，实际的真实面貌是逼迫群众“选边站”，公开羞辱、殴打、处决地主，以血债绑架农民，使其“不可能回头”。中国问题专家明居正指出：土改不是分配土地，而是“用暴力摧毁社会中立层”——这正是中共能动员人力的关键——不只是利用人性弱点中的利益驱使，还加上严密的恐惧与共犯结构。
此外，中共在东北“接收”期也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清洗（1945～1946）。当时苏联红军已撤离，中共全面接收日占区，且大量处决地方仕绅、工程师、警察，清洗非共产背景技术人员，每每夜间处决、无名坑埋葬遍地，许多城市在“解放前”人口已出现异常锐减。
“解放城市”前后的也进行肃清杀戮行动（1948～1949），在石家庄、沈阳、天津、北平周边对原政府人员、警察、军眷等被指违“潜在反革命”。先登记，后消失，夜间枪声成为常态，完全无审判、无名单的大规模屠杀。
一场不对称的心理战与组织战
当年国民党之所以败走台湾，关键是输在“被渗透与被瓦解”，最明显例子还有国军在内战中大量溃散常被解释为“士气低落”，但广泛被忽略了一个核心事实却是情工渗透、宣传瓦解、威逼利诱家属、系统性策反与恐吓——渗透、宣传、（恐怖屠杀）动员等组织战没打赢才是国民党输的关键。况且，抗战刚刚结束之时，国军不是“不想打”中共，而是已被掏空至极限。
国民党输掉的不是一场战役，而是一个正常国家被极权政党颠覆的过程。国民党为抗日付出最大代价，中共在战争阴影下壮大自身。战后，中共以暴力、谎言与恐怖夺权，最终，中国付出的代价是逾80年的极权统治。
当时，中共以各种漂亮话语欺骗战后身心疲惫的中国人，告诉他们中共比较清廉、中共比较有理想，历经重重苦难的中国人现在回头验证才发现自己被骗得不堪回首，欲哭无泪......奇怪的是现在的国民党人却与中共哥俩好，想要共同欺骗单纯的台湾人，这不是精神分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