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0年代，中共封锁和过滤的境外消息，不准老百姓收听境外广播电台。（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按：如今，“翻墙”已成为大陆现代人突破网络封锁，获取外界信息的代名词。不过，现在的年轻一代是否了解，早在文革那个信息极度封闭的年代，普通中国大陆老百姓也有自己的“翻墙”方式？那就是秘密收听“敌台”的短波广播。
那个年代，中共官方严格封锁和干扰境外无线电信号，禁止任何普通人接触外部声音，可真正的好奇和渴望自由的人们总会想方设法“翻墙”苦寻外面的世界。不论是边境地区偷偷调台，还是知青利用夜晚静谧偷偷收听，都是那个时期“翻墙”的写照。虽然技术和环境简陋，风险巨大，但人们对真相的追求并未因高压环境而止步。如今的数字翻墙虽技术复杂，与文革时代那些偷偷拨台寻找外界声音的人们相通的是，人人皆有的对自由与知情权的渴望。
大陆学者张鸣通过回忆，描述了那个时代“翻墙”的艰险和啼笑皆非的故事。他在文章中这样说：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所有的境外电台都是不能听的，除了朝鲜。在文革中，一度朝鲜台也不能听，因为这个国家，近似修正主义。不过，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像今天的朝鲜那样，收音机给去掉接受短波的功能。在边境地区，共产党设置了功能强大的干扰台，听中波有困难，听境外的短波，只要你想，就没问题。
当然，收听境外广播最大的障碍，在于群众的监视。那个时候，如果谁家敢听敌台，只要被邻居发现了，多半会汇报的。接二连三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类，就是偷听敌台的。而他们被揪出来，十有八九，都是周围人被告发的。尽管这样，身处边境地区的百姓，只要家里有收音机，在调台的时候，还是有可能不小心收到境外的广播。那时候，尽管十分好奇，也就是听上一两句，马上换台。如果多听，保不齐就会有麻烦。因为那个年月，家家户户的房子都很小，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隐私空间。无论你干什么，人家要想知道，都会知道。
那年月，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知道外界信息的渠道，连《参考消息》这样的报纸，都只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看。
我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只有连队的队部订了一份。连长指导员也有资格订阅，但是他们舍不得那个钱。像我这样的人，只有到了文革后期，大家阶级斗争那根弦有点松了，才可以溜进办公室看一眼。
那时的《参考消息》，里面的国外消息，比今天的还少，其中好些貌似是外报的报导，其实都来自中共当局在境外办的报纸。但就是这样，似乎也需要保密，对普通老百姓保密。以至于我们那里有想外逃去苏联的人，走的时候，每每特意从连队办公室偷了几份《参考消息》，当做秘密情报，献给苏联人。结果好不容易逃了过去，被审问一顿后，又给遣送回来。然而，下一个外逃的人，还是照此办理。因为这种事儿，上面都保密，下面的老百姓不知道，同样的错误，还接着犯。
到了文革后期，革命的热情不再。偷听敌台的人越来越多，先是知青干这个事儿，他们从大城市来，可以搞到性能比较好的收音机。也有的人，收听敌台，就是为了学英语。学英语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反正待着无聊，学点什么，打发日子呗。要说没用，也不完全，学英语有一种炫耀的功能，就跟打架摔跤、下棋、看小说一样。无论你在哪个方面有点过人之处，在知青群里，都比较好混。各个连队的人，互相比。听说谁打架本事大，肯定就会有人来会会你，打完了，就成朋友了。下棋也是一样，拎着像棋袋子，到处走，只要棋艺高，走哪儿都有饭吃。背古诗词，讲小说（尤其是外国经典）故事，也是一个需要比试，而且见高低的本事。当然，如果会点外语，那就绝了。
偷听敌台的人，都被敌人策反了吗？当然没有。至少在我们那里，往境外跑的人，大多是在连队受了气，跟领导闹翻的。真听敌台的人，倒没什么人跑，这些人，改革开放之后，大多考了大学。
在那个连过滤的境外消息都封锁，境外广播都害怕的年代，整个国家的教育水平相当低。大学多少年不办了，后来勉强开办，也好像是中学补习班，因为招进来的人，根本没法学大学的课程。国家也很穷，老百姓没饭吃，农村一个公社，也没有一台像样的拖拉机。
(本文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