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7日，全球知名经济学家、自由倡导者、WAEN顾问委员会成员肯·斯库兰德教授（Prof. Ken Schoolland）发表2025多伦多民主论坛主旨演讲，主题为《自由的隐形武器：经济赋能与自由如何击败极端主义与威权主义》。 他指出，经济自由与机会是瓦解压迫、遏制极端主义、建设繁荣、尊严与人人自由的世界的强大力量。（WAEN推特账号）
来自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最常利用“更高公共目的”从一人手中夺走财产、再转给另一人的，不是别人，正是Costco。当然，还有无数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做同样的事。在有些国家，比如中国，抵抗这种征用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无论如何，这本质上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夺走的是某人认为比政府补偿更宝贵的财产。
今天要讲的印度案例，根源其实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时期。当时英国政府决定设立国家公园，宣称这是“公共福祉”，于是大片土地被划为国家所有。可问题在于，那里居住着数以千计、乃至数百万的部落村民，他们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劳作。他们被强行赶走，只为了给国家公园腾地方。
对政府来说，国家公园的好处显而易见：可以把竹子、木材等资源承包给亲信和裙带关系户，牟取暴利。而对村民来说，则是灭顶之灾——盖房被拆、种庄稼被毁、养牛被抢，甚至被罚去给国家公园修路，过着掘地三尺、靠树根野菜度日的赤贫生活。
直到一位名叫Chukki Mehta的女士和她的丈夫、工程师Ambrish Mehta决定站出来帮助村民。有一次，政府抢走了村庄的六头牛，三百多名村民怒气冲冲地冲到公园办公室要求归还。官员推诿，说“上面没指示”，村民干脆自己把牛牵了回来。结果Chukki被捕入狱，连同许多帮助她的人一起。
幸好Chukki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律师，她把官司打到法庭、打到媒体，掀起舆论风暴。透明度在面对威权时往往能产生惊人力量。最终，巨大的公众压力迫使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性法律：只要村民能证明自己世代耕作这片土地，就可获得正式产权。
问题在于，98%的村民根本拿不出传统意义上的“证据”。直到Ambrish想出了天才一招——他发现谷歌已经把全世界都拍了下来！于是他花一美元一个买来手持GPS，分发给村民，让他们沿着祖祖辈辈耕种的田地边界走一圈，把地块标记在谷歌地图上，再由全村人共同确认：“这块是你的，那块是我的”，形成共识后提交给官员。
官员们哑口无言——这完全符合法律字面要求，他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所有村民都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产权证。
产权到手的那一刻，村庄彻底变了样。
我们发达国家的人或许觉得产权理所当然，但在第三世界，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正式产权，土地名义上都属于政府，经济活动只能在灰色地带偷偷进行。而现在，他们可以：
-集体打井、修水坝、建灌溉系统；
-围起篱笆保护庄稼不再被野生动物糟蹋；
-盖结实的砖房，建粮仓防饥荒；
-赚到钱买手机，不再被中间商随意压价，而是全国比价、择机出售；
-收入暴涨后，把所有孩子——包括女孩子——都送去读书，学英语、上大学；
-孩子们学成归来，当了医生、护士、会计师，甚至回到家乡当“村民信得过的正直警察”；
-家家户户买了摩托车，不再只能等每周一班的破巴士。
其中一位村民对演讲者说：“对我来说，最好的变化是——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尊严。”以前去国家公园办公室只能被踢被打，现在官员会端茶倒水、热情相迎，请他坐下平等对话。
这就是产权的力量。
类似的例子还有非洲的博茨瓦纳——从世界上最穷国之一，用30年时间成为非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保留了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度。
我出生在冷战时期，比在座大多数人都年长。我的童年英雄是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二战后德国满目疮痍，西德面临沦为东德式共产主义的危险。艾哈德力排众议，说服阿登纳政府彻底放开价格管制、大幅减税、大幅放松管制。十年之间，西德创造了被称作“经济奇迹”的传奇，成为西方世界经济火车头，也向整个东欧证明：市场经济行得通，民主与繁荣可以并存。
同样的剧本后来在日本上演（乔・道奇、卡尔・舒伯特推动），再被台湾的蒋经国、韩国的朴正熙、西班牙的弗朗科、甚至智利的皮诺切特（芝加哥学派）不同程度地借鉴。他们实施的改革无一例外包括：土地市场化、自由贸易、去管制、私有化、财政货币纪律、货币自由兑换、出口加工区等。
这些国家经济起飞了，威权体制也随之松动或转型。有人说这是因为美国援助，我完全不同意——援助往往扭曲市场、滋生腐败、延缓真正改革。台湾在美援停止后反而起飞；英国拿到的马歇尔援助是德国两倍，却因坚持国有化和高福利政策而长期停滞。
反例同样存在：经济繁荣有时也会被威权者用来巩固统治、打压异己。但总体而言，财富带来的“选择权”才是真正的财富——比你拥有的东西更珍贵的是你拥有的选项。百年前的国王拥有的物质远不如今天的普通人，因为我们有无数选择，而穷人没有。
政府最怕的就是人民用脚投票——东德修柏林墙、中国把逃到韩国的难民遣返朝鲜，都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人民能自由离开，政权就坐不住了。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篇著名文章提出一个刺耳的问题：人类真的想要自由吗？
我们每个人都面临两种自由的选择：
-为自己争取自由——相对容易；
-为所有人争取自由——极难，需要极大勇气去对抗威权、克服恐惧。
以上是夏威夷太平洋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该校创业中心主任肯·斯库兰德教授（Prof. Ken Schoolland）在2025年多伦多民主论坛上的主题演讲内容，他同时任世界反极端主义网络（WAEN）顾问委员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