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好多善良的人民被中共谎言欺骗，共产主义的暗流在社会中涌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我四爷爷一家遭遇 看共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满清末年朝政腐败列强入侵人民思变。国外高科技的引进，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命成功后，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外有西方列强、更有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特别北方苏俄的渗透及苏共远东支部中共势力的割据。虽然国民政府在极艰难的形势下，取得了“黄金十年”的发展。但是，落后混乱的局面不可能一日改观。利用知识份子和民众的焦躁情绪与不满。中共大力宣传蠹惑人心，让很多人以为共产主义是振救中国的良方，向往共产主义，甚至追求共产主义。很多知识份子、社会精英反蒋拥共。参与支持中共的分裂夺权活动。至使国家落入共产邪灵之手。中共夺权成功后，这些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可是后悔晚矣。70多年来中国人民失去了人的一切自由权利，失去了人的尊严，成为共产党的奴隶，这中间的教训是深刻的。
因为看到西方有些国家也是在明显向左转。好多善良的人民被中共谎言欺骗，共产主义的暗流在社会中涌动，一些政要被中共金钱收买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跟中共眉来眼去，感到很忧虑。我感到现在的美国很像1949年的中国。被共产党欺骗，特别是那些社会精英们，希望西方民主国家、人民吸取中国人民被中共欺骗的教训，不要从蹈辐辙，看走了眼睛，去选择共产主义，使人民走上一条痛苦的道路。我想谈一下我的四爷爷一家的故事引以为戒。
所有与中共为伍的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是中共的特性决定了的。我祖父辈共五兄弟。我的祖父排行第3，大爷爷和五爷爷早逝。二爷爷自幼聪慧，18岁时其父(我的曾祖父）去逝，家道中落。由二爷爷开私孰课童维持全家生计。我的爷爷和四爷爷也就是他的三弟、四弟遂一起读书六年。后来二爷任重庆川东书院第2任监督(校长），后改名为重庆府中学堂，民国时叫重庆高中。不久他赴日本高级师范学习考察教育，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5年他与陈崇功奉孙中山之命回川组织同盟会支部。随后到成都任陆军小学校长兼历史教员在青少年中发展组织。在川组织起义又参加了讨袁。看时局动荡国事戚危，对政府颇有不满，连国民党也不入，不愿为官退出政界。因在日本时的好友吴玉章认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吴的共产主义思想对我三个爷爷影响都很大，一直同情支持共产党。因我二爷一直是教师，认定只要人心不死终有恢复之日，决心走“教育救国”之路，后任第二女子师范校长，又创办“光国小学”。1918年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由商会会长汪云松(我表哥的祖父）任名誉校长，负责筹措经费，我二爷爷任校长主持一切行政及教务事宜。晚年辞去一切职务悉心研佛。由于日机轰炸，受惊吓卧病不起1939年去世。
我的祖父九岁丧父，家道中落，随兄读书，15岁就当学徒。后被重用，被老板委派为上海分号经理与陈英士业务往来相交甚厚，后由陈英士介绍加入同盟会。又资助表弟邹容留日，邹在上海与章太炎编辑〈革命军〉杂志，被清廷逮捕，在狱中悲愤而死，祖父又为其料理丧事。后又送四弟(我的四爷）赴日留学。我爷爷(祖父）时任蜀商公所干事，保管兰格志股票(川汉铁路股票），为支持熊克武组建蜀军，用股票向银行抵价二十五万作为蜀军军费组建蜀军，申言：
“如革命成功应由政府归还全部借款，如若不成大家性命难保，我亦以全部身家殉之”。并私人解囊300元助彭家珍(席儒）到北京刺杀清廷主战派官员满人良弼，彭与良弼同归于尽，清廷震恐。民国与清廷达成协议，宣统退位，民国成立。我祖父参加革命原不是想为官从政，只希望国家发展，辛亥革命成功后，不接受军政职务，而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在民国的黄金十年先后开办过丝厂、绸厂、轮船公司、煤矿、面粉厂等。终因时局变化未得长足发展，到中共建政，只剩煤矿和面粉厂。但由于中共宣传的影响，加之好友吴玉章选择了共产道路，颇受其影响，对民国政府不满，长期阅读新华日报，也没加入国民党。
45年吴玉章陪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我的爷爷带我父亲去拜访，听吴讲中共形势大好，马上要统一中国，颇为高兴，以为中共能使中国繁荣富强，还想在新中国好好发展实业为国家做贡献。这是后话。我的姑妈15岁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她的地下党领导丁瑛生肺痨病晚期，是我爷介绍到重庆名医但功泽处置病，费用记爷爷帐上。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是中共在抗战时期重庆的一个红色基地，办学经费上我祖父以公司的名义每年定时送款捐赠。晚年心归佛门，早断肉食，尤乐布施。45年染疾病不治身亡。幸好他没有有活到共产党掌权。否则，所有财产被洗劫一空，每月只有5元钱的定息，成了没有资产的资本家。而且被关押、被批斗、抄家，这些都由我父亲承受了。要是以祖父的刚强性格很可能会走上自杀的路。
我的四爷爷生于1886年，四岁丧父随二哥读书，后到商号为徒，但他不喜经商，由我的爷爷资助赴日留学，在东京政法学堂参加同盟会，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律系。后回北京参加清政府庭试，获得钦赐举人，按例晋谒皇帝。后参加蜀军，参加讨袁。川军第五师扩充为川军第一军，熊克武任四川督军，但懋辛任一军军长，四爷任督军署军法课长兼成都关监督。由于军阀混战，对蒋政权不满，后拒绝一切公职，居住上海直到抗战返川，经营企业。长期订阅新华日报，受中共影响，想往、支持中共。不在蒋邦任职，骂蒋成了口头语。甚至中共为了夺权49年9月2日火烧重庆，造成他无家可归，居住我家时，还为中共开脱在亲友中为中共辟谣，说是蒋光头放火。在我家时与邻居当时的文化名流：重庆中学校长秦仲实、教育学院教授赖以庄、重大教授彭用仪等相往来谈论国事，盼望“解放”曙光。这些文化人在中共治下都成了“臭老九”，都遭到不同的迫害。
中共夺权后，西南统战部寻找于国有功的童氏三兄弟，二爷和我的爷爷已去世，只有四爷爷健在，遂聘请他为重庆人民政协特邀代表，四爷爷很兴奋，参加了重庆的1、2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是不愿唱赞歌，对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有看法，又不敢说。就离开重庆到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女儿家。在那里也有很多困难，又觉得故土难离想回川。先是想住我家，从亲戚处打听到我家所有房屋都被卖的卖、占的占，已经没有房子，住在很小的出租屋，父亲又被降薪，60元一月养我们八姊妹，还有外婆有病的三姨，他没好提出到我家。他离川前一直是住我家的。
他让他的儿子设法。他儿子是电建公司的，流动单位，也没法接他回来，最后客死他乡。他最小的女儿在回忆中写道：“哥哥给我写信中说他曾去函刘伯承，曾亲自去找熊克武、旦懋辛两位长辈（熊、旦是民革中央委员）后来统战部答应回川后可在文史馆挂名，不做事也可，要做事也有不少事做。但爸爸除责我此举不当外，又给但二伯去函谢绝，说：‘我文(闻）也文(闻）不得，史(死）也史(死）不了。肚子里只有一部资治通鉴，翻开一看，黄巢国号为新霸元年，还没有到那里呢，便想称霸，明明是求官不成要造反当皇帝，如何说是农民起义’因此熊、但二公也无能为力了”。爸爸对待哥为他谋到文史馆一职的态度，典型的反映了他的个性：说话尖刻，过于孤傲清高，刚直不阿。即使是对他一直想往的共产党，也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而是要较真，只服真理，不为五斗米折腰，连只需挂名坐领薪金福利的闲差也不接受。他对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偏左说法不会苟同。他又是一个精通法律并多年严格执法的人，对三反五反中一些违法过火行动更不想通。
我去南京看他时，听他说起运动中一系列逼供信和其他不法手段，颇有微词，心情郁闷。加以我哥也一样刚直，不平则鸣。容不得假、大、空谎言，得罪了想掩盖工程事故真相的领导，屡遭迫害，身陷囫囵。爸爸晚年在南京忧心如焚，不断写状纸为独子申诉。一天，正当他伏案为儿子平反昭雪奋笔疾书时，突然中风，从此瘫痪。当年暑假我到南京看望他，他已瘫痪在床，尚能唤人，但己不能多言语，状甚凄凉，次年春，因发肺炎不治而逝世。
希望没有被共产党蹂躏的国家、人民，千万不要受共产主义的诱惑。（图片来源：合成图 今涛拍暗）
晚景凄凉 埋骨异乡
姐在信中描述他临终情景：“临死时骨瘦如柴，手足卷曲，惨不忍睹”最后的遗嘱是：“玉结婚时一定要通知亲友”(玉是我的小名）这句话使我肝肠寸断，这个悲惨情景在很长时间里常在脑海中萦绕，至今写到此处，还常常中夜不寐，锥心刺骨般难受！”
四爷爷54岁丧妻未再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他的子女都很优秀：大女儿三十年代毕业于上海交大，婚后有二女，早逝。二女儿我的五姑妈，重庆大学毕业是天津制盐化工研究所工程师。三女儿我叫九姑妈，四十年代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那时南京大学内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留校任教，后为教授。小女儿我叫玉姑，现在是哈军工教授。唯一的儿子我叫他七叔，也是上海交大毕业。这些正直的知识份子，在共产党治下都是多灾多难。
他的儿子1913年出生，自幼聪明好学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因为相信共产党的谎言：发展民族工业。所以在别人都感到共产党挑起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工厂不好管理，无法经营都怕当资本家想关闭工厂，而关不了的情况下（当时共产党刚建政申请关厂被说成是破坏生产），他反而相信中共，1950新建一个小型煤矿。过后由于劳资纠纷，那些劳资纠纷处理都极不公正，因为中共就是要整垮资本家嘛。其间他给告上法庭，也曾判过刑，赔款、罚款，次次加码，最后钱财耗空企业倒闭。1954年后在电力公司工程队工作，1955年公司派他到昆明安装发电机工作。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对违反技术规程、偷工减料，违反工艺程序的做法，忠言直谏，因而得罪领导，招致领导的忌恨。一次公司违反技术规程造成翻车事故，领导欲掩盖事实真相，以推卸责任。他对工作负责，直言不讳，道出事故真相，使领导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不久开始肃反运动，他们终于等到机会发动群众罗织罪名：把其父与刘伯承、吴玉章、熊克武、但懋辛等革命先辈出生入死推翻满清王朝的功绩后又不在蒋政权谋公职的父亲定为伪官吏，说他出身反动家庭；他在民国时期在公路局担任技术工作，勤勤恳恳为中国的公路建设做出贡献，说是积极为反动政府效忠，曾得到反动政府奖励和表扬。如果民国时期的工程技术人员都不工作，那能有抗日自救吗？能有中国的工业发展基础吗？1956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他有期徒刑7年，送磷肥厂劳动。他不服从第2天起开始上诉。刑满后，回原单位说，“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要领导承认迫害他是错误的。又被借故判了3年有期徒刑。上诉无果。后来既不加刑，也不释放，事实上，成了无期徒刑。直到1979年10月底，劳教所见他病己垂危，全身浮肿、奄奄一息，死后难以收尸，反成累赘才匆忙用木板把它抬上火车，他的发妻去接他，其状惨不忍睹，回家几天含冤去世。
23年多的磨难和身心摧残，使他健康日益恶化，事业付诸东流，妻室不能团聚，连儿女也没有，孑然一身，其状甚惨。到后来年迈体弱，到写诉状的手都颤抖不已，还在念念不忘平反昭雪。但遭多方阻拦，直到去世，婶母退休后，亲赴云南，多方奔走，聘请律师，才得以平反。婶母也凄惨，等于守寡一生，老年后痴呆，由侄儿照顾。
四爷的小女儿因为皮肤洁白如玉，取小名叫“玉”，我就叫她玉嬢。从小酷爱学习阅读，喜欢写作。小学时就自己写“童忆”自传小说，记述上海抗战逃难，回川乡居，大轰炸，丧母等经历。在南开中学时得了许多文科竞赛奖，高中毕业考大学考一个录一个，一心想上北大西语系，可惜两次考上北大都没有上。48年北大录取，因北平很快可能会被中共占领，所以家人不敢让她一个人到北方，怕她与家里失去联系。50年大陆已经统一，他又报考北大同时也报考了培养高级俄语人才，大家认为有发展前途的俄专，他先到俄专报导，后来才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但是已经不能退学。
因为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又加入了共青团，因此53年被保送到品学兼优者才能去的本校研究生班深造。该班任课教师都是俄罗斯专家。毕业后留校任教。56年学校面相全国招收5名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付博士研究生特殊培养。那时组织已内定了一人，脱产一月准备应考。但这场全国招考表面上是公开的，可以自由报名。玉嬢也报了名，非组织内定当然就没有脱产的优惠待遇，所以一面从事繁忙的教学工作，一面抓紧有限的业余时间备考，当时已怀小孩4个月很累。经过笔试、苏联专家面试、口试，因为苏联专家坚持择优录取，不承认内定，玉嬢被录取成为全国唯一一名女付博士研究生。那位组织内定的同事非常嫉妒，当然这违反了组织上的决定，领导对也极为不满，为以后的被迫害埋下了伏笔。
57年反右斗争打乱了这一切，政治的极左转向，使苏联专家先后离去，博士研究班也就自然解体了。后来玉嬢因为一篇批评马寅初的没有发表的文章，夫妻双双被定为右派。当时右派可选择辞‘去公职遣返原籍’，但是他们思来想去真是“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依之人”(李商隐诗句），又怕影响亲人，就只能“撤职撤薪、监督劳动”。姨父被下放农村劳动，一去就是铇冻粪。玉嬢带着1岁儿子，在学校当清洁工，扫楼梯、打扫厕所，斯文扫地，开始真是如芒刺在背，后来觉得自己无罪，你们侮辱斯文，其实是在侮辱自己，虽然痛苦、劳累就这样忍下来了，好在每天可以和儿子在一起。后来学校在远离市区的农村自建一个农场，专门集中右派在农场劳动。农场建成后几个月，玉嬢也被迫到农场劳动，而且不准带小孩，学校住房也被没收，行李捆成捆放在学校一个破仓库，东西丢了不少，这是彻底的把他们从高校扫地出门。只好把幼子送到亲戚家赡养，骨肉分离痛苦不堪。
在农场男女分开住在男营和女营。在农场每天汗流浃背，在望不到头的大地上劳作：锄草、开荒、铇茬子、播种、施肥、跟男人一样干活，晚上还要开批判会，还要逼迫写检查，写交待。四爷爷的三女儿我的九姑妈，看到卓有才华的哥哥被关押，劳教无限期，成了无期徒刑；最喜爱亲近的小妹、妹夫被打成右派双双劳改，一岁多的小儿子就跟着受苦；父亲承受不了儿子、女儿遭到迫害，满腹忧患，突发脑溢血含恨而终。作为知识份子她自己日子也不好过，他在小妹考上北大西语系时，给她买了很多英文的名著，小妹学俄语后书没有送出，后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最后抛下九岁的儿子、未满周岁的女儿自杀。她死后儿女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儿子也在十几岁时，因为后母误用药物去世。九姑妈自杀时才40岁，简单的遗书只说“自己没有能力再生活下去了”。后来还被说成是自绝于人民。
四爷爷的二女儿，我的五姑妈，她是四爷儿女中唯一没遭政治迫害的，其实是另一种迫害。他们拚命工作、努力靠拢组织，无暇照顾家庭子女，生有一儿一女，女儿给了姨父的妹抚养。他们专业方面成就很高，人品正直，可惜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太迷信社会‘主流舆论’，因而受到错误“主流思想”的愚弄，相信“读书无用论”，也认为共产国家知识份子受到歧视，不读书反而好一些。从小也没有教育小孩努力学习，家里两个学理工科的高级工程师父母，有一年儿子成绩单上数理化全是零分。以后上山下乡，回城后没有任何学历，当了修车工，过后跑长途货运，收入低家庭困难，也没有时间陪母亲。五姑妈老年退休后一个人很孤独。她自己也感叹：没想到我们世代书香之家，到我下一代中断了。这是受了极左思潮的毒害。她一生努力工作、换来了你很多的劳模奖状，积极申请入党，但是仍然得不到党的信任，一直到89年73岁入了党，这些东西耗尽了他的一生及家庭子女的幸福。在玉姑妈对他五姐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腰弯背驼腿曲，瘦小的身躯呈s型，走路很吃力，只能慢慢往前蹭，但生活居然还‘自理’，自己去洗脸和上一个有几步台阶的小厕所，神智有时少有模糊，但还认识我们。他本来话不多，现在更是只是静静的听我们讲话，偶尔还露出一丝欣慰的微笑。她是资深专家，退休工资应该还过得去，起码用于自己是绰绰有余，但她已不能出门花钱了。”
见到我们时，我见到他从怀里掏出个旧手绢在手里攥着，不时打开看看，原来里面包着一元钱，想到他多年来成百上千的捐助我家，我们才能活到今天，难道见到我们又触动了他想为我们花些钱的潜意识？我心里酸楚无比，欲哭无泪。他一向讲究卫生，他现在夜间睡在一个没有床单的深色毡毯上，(显然无法清洗），小腿上有许多皮屑，显然他也没有能力打水洗脚照顾自己了。抽屉里乱堆着成年老药品，老花镜又旧又不合适戴上也看不清字，更谈不上看报了。我与他同住三天。第一夜一宿未眠，心中难受极了。
她儿媳很能干，对我们也不错，我们来去都是他是亲自接送。他还有一个儿子13岁，五姐儿子长年在外开车谋生，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一个女人，为一家老小操心，丈夫还不在身边实属不易。不是儿子儿媳不孝，这就是中国底层工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她是受另一种迫害。
我们的祖父辈、父辈，被中共谎言所骗，同情中共、支持中共，在中共夺权造反中，在民国后方帮助中共做了不少事，成了中共的别动队。中共自己也说“统一战线”是它夺权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些被统战的人都成了中共“可用的白痴”，由于他们对中共看走了眼睛，结果害了自己、害了后代。如果我们再看错中共，就会害我们的后代，中共的逆天行为不能再延续下去了。我们不要再相信中共谎言，不要害怕他的高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站出来，对他的专制腐败政权说：不！
我们家庭肯定还不是最悲惨的。从一个家庭的兴衰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可以看到共产党统治下，人民所受的屈辱与心酸，不但聪明才智不能发挥，甚至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为了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安宁，远离中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才有人民的幸福安宁。也希望没有被共产党蹂躏的国家、人民，千万不要受共产主义的诱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