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男星于朦胧。（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于朦胧没有看清的人和事活着的人帮他看清。于朦胧事件告诉我们仅仅做一个好人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双慧眼，看不清恶人的真面目，才不会为恶人做事，有句古话说：“智者不立于危墙之下”。
每每说起中共的邪恶时，墙内的朋友并不觉得是什么问题，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说起看清恶人真面目的话题，不得不提到中共，从中共窃取政权之后，于去和留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认知。那些留下来的，在中共的各种运动中，有的被致残，有的被致死，有的被逼疯，有的……。
而那些离开的人，都有了一个善终，而这样结果的不同，就是眼光的不同，辨别是非的能力的不同，而要能够看清邪恶，是需要大智慧的。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发起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份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
胡适的选择
吴晗被中共指派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中共还不死心，允诺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也无济于事。
当时，在北平很多杰出的人物，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蒋介石为“抢救”学人费尽心机。据资料统计，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而中共自己完全用谎言欺骗了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外国人。
我们摘录早年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的部分内容看看，大家就知道了：“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和污蔑……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否选举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刘少奇，1940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二版头条刊登毛泽东答记者问，标题是《毛泽东同志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这里不需要橡皮子弹。”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份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虽然从北京到了南京，但最后没有离开大陆）：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董坚毅：哈佛大学博士，52年回国，55年支援大西北。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60年饥荒袭来，董亦不能幸免。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人，饿死2100多人，死难者掩埋草率，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
中共制下留守大陆学人的悲惨结局，是中共残杀中华儿女和知识精英的明证，这其实也是中共政权系统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同时也说明，任何人在任何一件事上，只要相信了共产党的承诺和宣传，都可能在这件事上丢掉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