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抗日桂军，抗日战争胜利是国民革命军以血肉生命换来的。（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缅怀国殇、理所当然。但是即使面对最苦难的民族伤痛，也必须忠于史实、面对真相。抗日战争是国民革命军以血肉生命换来的苦涩果实，绝非中国共产党所能篡夺。中共拒绝面对历史真相，甚至窜改历史事实“为党服务”，只是口沫一时、羞愧千秋。一个听任歪曲历史而昧于政治愚忠的民族，不会浴火重生，不会有希望。
9月3日，中共藉纪念抗战之名举行大阅兵，实际上，“纪念”是虚，“保党”是实，一如当年毛泽东“抗日”是虚，“窃国”是实。为了反制中共窜改历史，妄称“领导抗战获得胜利”，作为一名抗战家族之后代，我不得激浊扬清、荡去滓秽；若当年毛泽东“窃国者侯”，今日习近平则“窃钩者诛”。
毛泽东的假性抗日 以麻雀战略投机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没有一思一念付诸对日抗战，而是“佯装抗日、伺机壮大”，顶多是在“共产国际”─担忧日本战胜而威胁苏联─的压力下，对日军残部小打小闹而已。他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质上只是“坐视”国民政府与日军激战并消耗战力，而后趁国军兵疲马困之余夺取政权。毛泽东念兹在兹的是“国共斗争”而非“抗日救国”。换言之，抗日战争中的毛泽东，是一个战略投机者，在中国失去3千多万人民生命的国难时刻，其所言所思都只是个人权位与政治斗争。
毛泽东深知，中国人多地大，与其损兵折将参与爱国战争，不如流窜在敌后广大腹地，一则可裹胁收编充沛的无业农民和逃亡壮丁，以补充和扩编其所谓“工农红军”，二则以零星游击战骚扰日军并夺取枪械和物资，三则建立所谓“革命根据地”蚕食地盘，以作为日后国共内战的训练和指挥基地，四则派遣“红色特工”暗通日军，秘密议和以避免日共对决而消耗战力，五则藉国共合作向日军出卖国军作战情报，破坏国军作战计划与行动，六则累积实力，准备内战。
一如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和梁思文（Steven Levine）合着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一书所述，所谓“国共合作”实质上是毛泽东的“欺瞒战术”，“既不愿进行阵地战或静态作战，也不愿接受蒋委员长领导与日军有任何正规战或机动战”。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只应该在日军敌后，不受国民党指挥，从事纯粹的游击战或机动战，毛泽东称之‘麻雀’作战（335页）”。这就是毛泽东自己承认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投机战略。
远藤誉：中共三大汉奸行为
现年已经84岁的日本筑波大学学者、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远藤誉，2016年出版《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日文版为《毛泽东，与日军共谋的男人》）一书，揭露了当时世界上没有被公开的许多证据。什么证据？毛泽东通敌叛国的证据。
1，《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潘汉年事件
抗战时期（1937年南京沦陷、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毛泽东为削弱国民党的力量，派遣潘汉年（中共红色特工）潜伏日本外务省，把国共合作中获得的军事情报卖给日本，为日后打败国民党军队做好准备。远藤誉这本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依据岩井英一（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驻上海的情报头目）于昭和58年（1983年）出版的《回想的上海》一书的基础上，多方收集资料撰写而成。
在序言中，远藤誉开宗明义地说：“是谁背叛了中华民族？中国建国之父——毛泽东”。她继续写到：“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军多少和日军打过一些游击战。但是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敌人一直是国民党的蒋介右。毛泽东正是打着这样的算盘，让国民党军和日军正面作战并被消耗，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击败大伤元气的国民党军，以夺取中国政权”。
远藤誉认为，毛泽东心目中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军队，而是抗击日本侵略的国民政府。他派出特工与日本人联络，甚至不惜私下一再议和，目的都是为了壮大中共军队，削弱蒋介石的力量。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共产国际训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采取“共同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路线。1938年秋天，毛泽东派遣中共间谍分别前往上海和香港，和日本外务省所属的间谍机关“岩井公馆”的岩井英一，以及和日本陆军参谋部的特务机关“梅机关”的影佐祯昭大佐（随后担任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军事顾问）等人进行了接触。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潘汉年向“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提出“共军和日军停战”的建议等等，暗中从事通敌日本、通敌汪精卫，背叛国民政府的“三大汉奸”行为。
远藤誉写道：“毛泽东利用张学良于1936年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让国民党不再围剿共军，并以‘合作’为由，从国民党政府获得军备武器，却在背后把国军的军事情报出卖给日本间谍机关。出卖了中华民族、出卖了中国人民的，正是中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本人”。
远藤誉还写道，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一直想邀请当时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访问中国，但没有成功，遂改邀旧日本将领远藤三郎中将。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招待远藤三郎等人时说道：“你们（日本皇军）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真是你们打了（侵华）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如果当时毛泽东感谢日本皇军（前后累计6次感谢），今日习近平又有什么理由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2，揭露中共通敌叛国
另外依据谢幼田2002年出版的《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一书，也揭露了中共红色特工通敌卖国的丑闻：
“潘汉年当时在香港和廖承志一起负责情报工作，每半个月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一些情报（例如关于“新四军”的编制和作战计划），由潘汉年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日本特务机关每月提供给潘汉年两千元港币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一万元”。
这本书写到：“就像八路军、新四军在实际战争中主要是打击国民政府军队一样，中共的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这是中共“通敌叛国”的又一证据。依据谢幼田的观点，潘汉年已经不仅仅是情报首脑，而是延安中共中央驻日本方面的联络人。
3，张国焘：《我的回忆》
在张国焘（中共创始人之一，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98年出版的《我的回忆》中，张国焘以中共领导人之一的亲身经验，再一次揭露了中共抗战的真实态度。
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离延安90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史称“洛川会议”。在这次会议中：
“毛泽东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我的回忆》第三册490页中，张国焘引述了毛泽东当时对日抗战的态度：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实际上，蒋介石并没有断送中国，甚至击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反而是整个中国断送在叛国中共的暗黑统治之下。但无论历史如何曲折和诡谲，我要宣称：中共没有资格纪念抗战胜利！
史实昭昭，真相凿凿。如今，中共妄称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完全抹煞国民政府的奋战与牺牲，抹黑抗日名将和民族英灵，孰可忍？孰不可忍！
（本文为《宋国诚专栏》抗战胜利80周年系列专文3之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