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举行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阅兵之际，重庆爆发一系列事件，特别是高楼投影抗议，再次将这座城市推向全国焦点。这不仅仅是一次单一的抗议活动，更被视为中国社会内部三股潜在反抗力量正在悄然集结的预兆。（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9月2日讯】（看中国记者杨天资综合报导）中共党魁习近平即将举行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阅兵之际，重庆爆发一系列事件，特别是高楼投影抗议，再次将这座城市推向全国焦点。这不仅仅是一次单一的抗议活动，更被视为中国社会内部三股潜在反抗力量正在悄然集结的预兆。
重庆投影事件：科技抗争的新范式
2025年8月29日深夜，重庆大学城的一栋高层建筑外墙上，突然被巨幅投影打出了多条反共标语，包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反抗，夺回你的权利”、“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以及“打倒暴政共产党”。这些标语在夜空中闪耀了超过50分钟，直到相关部门赶到现场才消失。
据报导，这次行动的策划者是43岁的戚洪，他声称已将家人安全转移至国外，并从英国远程操控了这次投影抗议。这种远程操作的方式标志着抗议活动的技术升级，从传统的实体行动转向了更安全、更精确的科技手段。评论界将其称为“升级版、精致版、科技版的四通桥事件”。与2022年彭载舟在北京四通桥挂横幅的高风险直接对抗不同，重庆事件利用远程技术操作，大大降低了执行者的人身风险，同时在视觉冲击力和传播效果上毫不逊色，为未来的抗争活动提供了新的参考范本。
第一股力量：觉醒的“理工科技男”
在这波新型抗争浪潮中，一个特殊群体——“理工科技男”——的崛起引人注目。从重庆的戚洪，到济南的柴松，再到成都的梅世林，以及著名的“编程随想”（阮晓寰），这些抗争行动的主角都具备科技从业者或理工科教育背景，拥有较强的技术能力。
这个群体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 技术优势明显： 他们天然具备翻墙能力，能突破网络封锁获取外界信息，并掌握各种技术工具，能够创新抗争方式，无论是远程操控投影设备还是网络安全防护，都具备普通民众所不具备的技术优势。
- 信息渴求强烈： 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真实、不受审查的信息有着天然的渴求。长期接触国际互联网使他们更容易形成独立思考能力，对官方宣传的虚假性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 经济地位变迁： 这个群体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和推动者，过去属于中高收入群体。然而，自2021年起，习近平政府对科技企业的大规模整顿，如阿里巴巴反垄断调查和滴滴下架风波，导致科技行业监管收紧，大规模裁员潮席卷，以及“996”工作制度的恶化。这种从“春天直接跳进了寒冬”的巨大心理落差，使得他们成为“丧失感最强的一群人”，进而转化为抗争的重要动力。
第二股力量：绝望边缘的年轻学生
中国的年轻学生群体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就业危机。官方数据显示，2025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但就业市场持续萎缩，“毕业即失业”已成为普遍现象。高企的房价、固化的社会阶层以及稀少的向上流动机会，让他们感到被社会抛弃，这种深度焦虑和绝望情绪正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与上一代人不同，当代中国年轻人是真正的“网络原住民”。他们从小生活在数字化环境中，对信息的敏感度更高，对虚假宣传的识别能力更强。同时，他们也更容易通过网络组织和动员。“白纸革命”中年轻人的表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群体的抗争潜力，为未来的反抗播下了种子。
第三股力量：具有阶级共情的县城居民
在中国的城乡结构中，县级城市的居民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阶级共情能力。他们既不像大城市居民那样冷漠疏离，也不像农村居民那样信息闭塞，而是对社会不公保持敏感，对弱势群体充满同情。江油抗议事件就是这种草根正义感的典型体现，当地居民因不满政府的不公政策而自发组织抗议，展现出强大的集体行动能力。
县级城市往往是中国治理体系中最脆弱的环节，地方官员腐败、政策执行扭曲、民众利益被忽视等问题在此层级最为突出。当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具有强烈正义感的县城居民往往成为抗争的先锋。他们的抗争虽然通常从具体的利益诉求开始，但很容易上升到对整个制度的质疑，成为当局最为担心的社会动荡源头。
三股力量的汇聚：从原子化到组织化
长期以来，中共政权通过各种手段维持社会的原子化状态，阻止民众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然而，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种原子化状态正在被打破。重庆投影事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技术创新，更在于其示范效应——当人们看到有人敢于站出来反抗，并且能够相对安全地完成抗争行动时，更多的人会受到鼓舞和启发。
正如文中提到的“勇气滴流效应”理论，社会变革往往不是通过一次性的大规模行动实现的，而是通过无数个小的勇敢行为累积而成。每个人“在自己能承受的风险基础上再加一丢丢”，就能够提升整个社会的勇气水平。这种渐进式的勇气扩散机制正在中国社会悄然发生，从分享敏感信息到参与小规模抗议，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为社会变革贡献力量。
雷霆之力的酝酿
重庆投影事件暴露了当局在应对新型抗争方式上的准备不足。传统的维稳手段主要针对实体空间的抗议活动，但面对远程技术操控的抗争方式，现有的防范体系显得力不从心。如何在不影响正常经济活动的前提下防范类似的技术抗争，成为当局面临的新挑战。过度的技术管控可能会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创新环境，但放任不管又会面临更多的抗争行动。
更为严重的是，当局发现传统的高压维稳手段正在面临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那些已经对现状绝望的群体，开始不再惧怕当局的威胁。当人们“无所畏惧”时，威权体制的统治基础就开始动摇，这被视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危险也最具希望的信号。
重庆投影事件被视为一个开端，而非结束。觉醒的科技从业者、绝望的年轻学生和具有正义感的县城居民这三股反抗力量，正在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不满和反抗。尽管他们目前仍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但随着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这些力量很可能会找到共同的结合点。
正如文章标题所暗示的，“雷霆之力在酝酿”。当这三股力量真正汇聚在一起时，将会产生怎样的能量，不仅是中国当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历史性变局。在9月3日的阅兵典礼上，当局展示的是军事力量和政治威权；而在重庆的夜空中闪耀的，则是民心所向和历史趋势。时间将会揭示究竟哪一种力量更加持久和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