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厅级干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和情妇合影（左图）、以及获教宗方济各接见（看中国合成图）
【看中国2025年7月29日讯】（看中国记者李亭综合报导）7月27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官方通报，罪名包括挪用寺院资产、严重违反佛教戒律、长期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次日，中国佛教协会迅速注销其戒牒，称其行为“严重败坏佛教界声誉，损害出家人形象”。这一事件不仅因释永信“副厅级干部”身份引发国内热议，更因其海外团队在X平台上的激烈发声掀起国际关注。时评人杜文认为，中共通过释永信将佛教改造为政治工具，意在毁灭其信仰根基；江峰则指出，释永信的倒台标志着中共统战系统的崩塌，其独立于体制的商业网络触碰了政治红线。两位时评人分析了释永信事件背后佛教信仰的危机与统战体系的失控，揭示中国宗教在政治与商业夹缝中的困境。
释永信的“副厅级”身份与统战操控
杜文在《内部视角看中国》中指出，释永信不仅是少林寺方丈，更是一位“副厅级干部”，身兼第九至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及登封市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他强调，释永信的上位并非“佛祖显灵”，而是中共统战系统“精心栽培”的结果。杜文引用中共党章，指出宗教人士需“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道德上能服众”，而释永信正是这一标准的“优秀代表”。其政治忠诚使其成为控制宗教、消灭佛教独立性的工具。杜文进一步揭示，中共通过行政化手段将僧人变为“党的干部”，让寺庙失去神圣性。释永信的丑闻被长期庇护，正是因为其“政治上听话”，为中共统治服务。
江峰则在自媒体节中表示，释永信的倒台标志着“中共统战系统的全面垮塌”。他指出，释永信并非传统僧人，而是“披着袈裟的职业管理人”。1987年和1988年，释永信两次被少林寺长老以“违戒败德”为由开除，却因体制扶持逆袭成为方丈。这种“官僧一体”模式表明，中共利用宗教领袖服务政治，而释永信的被查反映其政治价值耗尽。江峰强调，释永信的“金身”依赖于政治靠山，当其触碰政治红线，统战体系因其独立性而失控，迅速将其抛弃。
一位推友称释永信为“披着袈裟的太监”，将少林寺比作“权贵的提款机”，讽刺其宗教外衣掩盖的政治本质。另一位网民认为，释永信被查可能与其政治靠山在中南海内斗中失势有关，暴露了统战政策将宗教工具化的本质。
少林寺的商业帝国与佛教信仰的侵蚀
杜文尖锐批评释永信将少林寺从清修之地变为“印钞机”，摧毁佛教信仰的纯粹性。自1987年接管少林寺事务以来，释永信推动成立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700多个商标，涵盖功夫、素饼、禅服、禅艺枕头等，打造了一个横跨文化、旅游、养生领域的商业帝国。据统计，2006年少林寺门票收入突破1亿元，2010至2020年IP授权收入超过2亿元，海外分寺年收入达1000万英镑。杜文指出，高价香火（一柱香高达6000元）、导游与僧人分成的潜规则以及假僧人招摇撞骗的现象，让信众的修行沦为敛财工具。他认为，这种“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模式是中共有意纵容的结果，旨在让佛教失去灵魂，沦为政治与经济的附庸。
江峰进一步揭示了少林寺的全球化商业网络不仅是敛财工具，更是统战体系的一部分。他提到，少林寺在全球300多个城市设立文化中心、武馆和禅修课程，表面是文化交流，实则形成“宗教型去中心化资本模型”。这些机构采用非盈利外壳，却拥有自主收费、资产配置功能，难以统一审计。江峰举例，少林寺在郑州投资4.5亿元建设商业综合体，在澳大利亚斥资近3亿美元建造包含五星酒店和高尔夫球场的“少林村”。这些项目不仅带来现金流，还形成了独立于中共管控的体系，威胁了统战体系的控制力。江峰认为，释永信的商业帝国因过于独立，成为清算目标。
一位推友感叹：“金箔之下，可有禅心？”他质疑少林寺的商业化让信众的功德“打了水漂”，佛教的庄严被铜臭侵蚀。另一位网民指出，释永信虽将少林寺打造为全球品牌，其“商僧”形象却让佛教信仰根基崩塌，信众的虔诚被商业化绑架。
2015年举报风波与政治庇护
2015年，释正义实名举报释永信拥有双重户籍、包养情妇、育有私生子并贪污寺庙资金，引发全国舆论风暴。杜文提到，尽管《环球时报》等官媒罕见报导此事，称其为“和尚版贪腐双料丑闻”，但调查最终以“证据不足”不了了之，释永信继续稳坐方丈之位。他认为，中共情报系统对其丑闻了如指掌，却选择庇护，因为释永信“政治上听话”，是统战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棋子。杜文透露，统战系统内部人士曾表示，宗教场所负责人“不干净”反而更容易被控制，释永信的丑闻正是其被体制掌控的“把柄”。
江峰补充道，2015年正值中共推动“文化走出去”战略，释永信作为“能跑能赚钱”的招牌，其丑闻被刻意淡化以维护统战体系的形象。他提到，党媒甚至搬出金庸小说，暗示查释永信会导致“国家动荡”，足见其政治保护伞之强大。江峰分析，2015年的庇护源于释永信的政治价值，而2025年的被查则因其价值耗尽，统战体系不再需要他。
一位推友认为，2015年的保护伞源于释永信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贡献，2025年的被查则因“朝廷缺钱”或政治风向转变。另一位网民痛斥释永信将香火钱据为己有，称其行为让信众的功德化为乌有，佛教信仰蒙羞。
梵蒂冈事件：统战崩塌的导火索
江峰特别指出，释永信被查的直接导火索是2025年2月未经中共正式授权私自访问梵蒂冈，与教宗方济各会面并合影。他认为，这一行为触碰了中共外交底线，尤其是梵蒂冈作为承认台湾的唯一欧洲主权国家，释永信的举动被解读为“擅自开展准外交行为”，破坏了中共的统战布局。江峰分析，释永信试图通过接触国际宗教领袖获取政治安全，以对抗国内对其资产的清算压力。然而，新教宗普雷沃斯特（美国籍，反共倾向明显）的上台使这一举动撞上敏感时间点。普雷沃斯特曾在秘鲁传教时遭遇共产主义游击队的迫害，其反共立场让中共迅速切割释永信。江峰提到，释永信回国后即被限制出境，5月宗教局和统战部进驻少林寺，7月25日被带走，27日被通报，28日戒牒被注销，流程之快显示中共对其政治越界的零容忍。
杜文虽未直接提及梵蒂冈事件，但强调释永信长期屹立不倒靠的是“共产党的放纵和庇护”。他认为，中共对宗教领袖的控制旨在让其服务于政治，而释永信的倒台是其政治价值耗尽的结果。结合江峰的分析，释永信的梵蒂冈之行不仅是道德败坏的延续，更是统战体系对其失控的清算。一位推友推测，释永信的靠山可能因中南海内斗失势，其梵蒂冈之行成为“权力纠偏”的导火索。另一位网民认为，释永信试图以宗教领袖身份自保，却低估了中共对统战体系的绝对控制。
统战系统崩塌与宗教资产清算
江峰认为，释永信事件标志着“一张统战网的崩溃”。他指出，少林寺的全球化网络本是中共“一带一路”文化输出的先锋，2016年习近平在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宗教要服务国家战略，少林寺成为文化外交的重要载体。然而，其独立财务来源和海外影响力让中共感到失控。江峰提到，2025年经济下行与地方债务危机使寺庙的香火钱成为政府觊觎的对象。上海静安寺被曝“上缴48亿元香火钱”，显示政府对宗教资产的掠夺已公开化。释永信的少林体系因过于独立、灵活，拥有难以审计的海外资产通道，成为清算目标。江峰预测，少林寺的品牌、商标和海外机构将面临国有化，标志着统战体系对宗教资产的全面接管。
杜文同样指出，中共通过行政化手段将宗教领袖变为“党的干部”，让寺庙失去神圣性。他警告，若选拔机制不变，“第二个、第三个释永信”将层出不穷。杜文认为，中共表面恢复宗教活动，实则通过控制与改造让佛教失去灵魂，沦为“庸俗的社交和营利场所”。他提到，地方政府将古刹圈入旅游景区，商人承包寺庙，高价香火、功德券等手段诱导信众捐钱，信仰被金钱绑架。杜文强调，这种模式是中共有意为之，旨在毁灭佛教的公信力与道德感召力。
一位推友评论，释永信被查暴露了宗教被政治化与商业化的矛盾，亟需系统性改革。另一位网民指出，少林寺的商业化让信众的虔诚成为“待宰的羔羊”，宗教的超脱与神圣荡然无存。
社会影响与未来反思
释永信事件不仅是个人丑闻，更是对中共宗教政策与统战体系的深刻反思。杜文认为，少林寺的商业化与官僚化是中共宗教政策失败的缩影，佛教的庄严被权力与金钱侵蚀，信众期待的向善明灯被铜臭遮蔽。他指出，中共通过“官僧”模式让宗教领袖热衷于搞人脉、追逐地位，而非清修，佛教的戒律与精神被抛诸脑后。杜文警告，若不改革选拔机制，佛教信仰将继续被体制化侵蚀，信众的信任将彻底瓦解。
江峰进一步指出，释永信的倒台标志着统战网络的断裂，海外宗教资产可能成为“反咬中共”的政治跳板。他提到，释永信的海外团队在X平台控诉中共打压宗教自由，显示其体系已具备反向输出的潜力。江峰预测，中共将通过清算少林寺的品牌、商标和海外机构，重新掌控宗教资产，防止其成为外部势力揭露中共内幕的工具。他认为，释永信的倒台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中共文化输出的战略失控，反映了政权在全球布局中的脆弱性。
网民的讨论深化了这一观点。一位推友呼吁保护信仰的纯粹性，建议寺庙回归清修本质，避免商业化侵蚀。另一位网民强调，宗教改革需从根源入手，打破“官僧”模式，恢复佛教的独立性与神圣性。还有网民指出，释永信事件让信众对宗教的敬畏心逐渐瓦解，社会需要重新审视宗教与权力的关系。
从少林寺的商业帝国到释永信的政治越界，这场风波揭示了佛教在中共体制下的扭曲与危机。杜文认为，中共利用释永信将佛教改造为政治工具，毁灭其信仰根基；江峰则指出，释永信的倒台标志着统战系统的崩塌，其独立商业网络威胁了中共的控制力。两位时评人的分析共同指向一个真相：释永信的悲剧不仅是个人道德的崩塌，更是佛教信仰与统战体系双重危机的缩影。正如江峰所言：“他输在不再是我们的人。”这场事件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中国宗教在政治与商业夹缝中的困境。未来，佛教界能否重拾清净，社会能否重建对信仰的敬畏，仍需时间检验。愿这场风波成为契机，让宗教回归本真，不再被权谋与铜臭玷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