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宋美龄公开信帮中国人历数中共累累罪行，难怪当局不敢再利用宣传了。（图片来源：合成图 看中国）
1982年，出于统战的目的，廖承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经国，当时中共报纸很是熙熙攘攘了一番。但后文如何，就没有人提了。事实上，当时的蒋夫人宋美龄也是回了一封公开信给廖承志，其中历数中共罪行，尤其是文革10年，6亿人遭殃，数万人惨死。这封公开信让中共畏惧，所以从来不敢公开，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统战与反统战的文书往来。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
经国吾弟：
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惟长年未通音问，此诚憾事。近闻政躬违和，深为悬念。人过七旬，多有病痛。
至盼善自珍摄。
三年以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国统一大业。惟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深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
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台湾同胞可安居乐业，两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离之痛，在台诸前辈及大陆去台人员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局势稳定和世界和平。吾弟尝以“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国家，名留青史。所谓“罪人”之说，实相悖谬。局促东隅，终非久计。明若吾弟，自当了然。如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亦将难辞其咎。再者，和平统一纯属内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图我台湾，此世人所共知者。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愿弟慎思。
孙先生手创之中国国民党，历尽艰辛，无数先烈前仆后继，终于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光辉业迹，已成定论。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首次合作，孙先生领导，吾辈虽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其事，吾辈身在其中，应知梗概。事虽经纬万端，但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今日吾弟在台主政，三次合作，大责难谢。双方领导，同窗挚友，彼此相知，谈之更易。所谓“投降”、“屈事”、“吃亏”、“上当”之说，实难苟同。评价历史，展望未来，应天下为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何发党私之论！至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云云，识者皆以为太不现实，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义之真谛，吾辈深知，毋须争辩。所谓台湾“经济繁荣，社会民主，民生乐利”等等，在台诸公，心中有数，亦毋庸赘言。试为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望弟再思。
近读大作，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之语，不胜感慨系之。今老先生仍厝于慈湖，统一之后，即当迁安故土，或奉化，或南京，或庐山，以了吾弟孝心。吾弟近曾有言：“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诚哉斯言，盍不实践于统一大业！就国家民族而论，蒋氏两代对历史有所交代；就吾弟个人而言，可谓忠孝两全。
否则，吾弟身后事何以自了。尚望三思。
吾弟一生坎坷，决非命运安排，一切操之在己。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人到高年，愈加怀旧，如弟方便，余当束装就道，前往台北探望，并面聆诸长辈教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遥望南天，不禁神驰，书不尽言，诸希珍重，伫候复音。
老夫人前请代为问安。方良、纬国及诸侄不一。
顺祝近祺！
廖承志
1982年7月24日
1943年宋美龄于美国母校卫斯理学院发表演说之宣传海报。（图片来源：合成图 公有领域）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致廖承志公开信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29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大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71年8月17日
宋美龄
图为1943年，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宋美龄致邓颖超公开信（1984年2月16日）
颖超先生大鉴：
数年前“四人帮”倒垮前后，闻先生曾几遭险厄，甚至受忧受逼，将至自殉边缘，幸率无恙，论先生在共党中之党龄如此资深，尚时陷朝不保夕之境地，令人恻然不已。近阅报载，先生在我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纪念会中曾作一次演说，追念在我总理中山先生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兹将当时决策之来源为先生之道之。
按当时国家处境危殆，外则有世界列强企图恣意瓜分中国，加之个帝国主义籍不平等条约之各种特权，不断搾取我人力、物力、资源，以填其欲壑，国内则有大小军阀猖獗，生灵涂炭，民生雕敝。我总理深感于此，乃为中国在国际上享有平等待遇，呼吁世界助我自助，亦即是求取消束缚我国之平等条约，但世界列强犹如聋哑，不加理会，此时仅新起之苏联政权，别具新裁，予我革命基地之广东以有限之械弹，得一箭双雕之收获，当时，苏联政权被各国歧视，地位极为孤立，其予我一臂之助，既可博得全世界受压迫众生之好感，并又可以之炫耀于列强之前，显示苏俄政权乃是由正义之政权，且在广大之中国，顺理成章，树立一将来征服世界不绝之兵源，亦即充当炮灰之资源，假此机会肆意吸收训练基地骨干分子。以贯彻由苏俄所控制之全世界苏维埃帝国蓝图之推行措施。名利双收，莫过于此。再者，当时大会所通过之“容共”政策，旨在联合国内一切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之力量，其实，共产党之力量，证之于当时所谓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到会者仅十二人耳。其首脑人物当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董必武及毛泽东等，事实上，中国国民党乃是中国共产党之保姆。
盖若非仰赖当时国民党之掩护、育养，其便能成为后日之党耶？且如陈公博、周佛海等终亦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而摒弃之，由共产主义信徒而摇身一变竟成为后日之汉奸，此亦是共产党头儿、脑儿对主义信仰之最大讽刺。……后日之叶剑英、彭德怀、贺龙、林彪以及过去小军阀朱德，曾任广东时代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及党中宣部代部长之毛泽东等人无一不宣誓效忠国民党，而后背叛誓言，成为反国民党之一群。……此试与中外综理国家万机之政治家总拥有静穆之修养与磊落之风格相提并论，乃适成强烈对照，谅先生定必默许余言。
回忆前在重庆抗战时期，曾与大姊孔夫人数度与先生聚首交谈，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认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所谈及之问题均无过于偏颇之处，实我当时女界有数人才，迄今思之，先生谈话所代表者，言皆由衷之欤？姑不究其内容真伪，犹记曾告家姐，若颖超能为国家民族效一己之力，必脱颖而出，甚至超颖而出也。又何必沉湎于被泰半理智之犹太人所不齿之德国犹太马克思理论所蛊惑耶？固然，１９２０年时代马列理论曾在俄国得手，凭籍许多因素侥幸成功，此实于当时一般知识份子沉醉于“时髦心理”，令马列学说弥漫于知识阶层，大多自认为马列信徒或马列崇拜者，尤其在法国，几乎造成任何人不能诵说几句马列教条，则必目为白痴或非知识份子之风气。只要是马列教条，即不求甚解，“囫囵吞枣”犹如天诏，（近日时代杂志亦有叙述法国知识份子之盲从风气）。加之，法国左派理论家沙特不时以辩证法及逻辑语汇，撰写似是而非之文学莠言惑众（近年已逐渐经阿宏驳斥其矫伪，至于体无完肤）……
泊闻先生所言，谓中国共产党人是“言必信，行必果”，此乃指所谓“文化大革命”对同胞之信诺耶？抑指先生几遭不幸而言耶？据所闻知，大陆人民名共产党为破产党即家破人亡之谓也。故对共产党之言行，大陆稚子亦不予置信、龄近闻电大陆探亲返自由世界者云，其亲戚窃告，“台湾人民固然反共，但更反共者，乃大陆手无武器所遭殃之人民也。”……近三十余年来，共产党政权已早知无法再可侵蚀金马台澎之复兴基地，乃重袭统战故伎。以恶言毁谤为张本，或以蜜语骗诈为武器，企达成“三度合作”。
殊不知第一次我总理宽大容共，遂使原不过五十余人之共产党徒，经中国国民党繈褓鞠育后造成骚扰动乱，凡十四年。及再次容共，乃当中日战争国家存亡关头，先总裁不究既往，诚恕相待，原望其回心转意，以抵击外侮为重，岂知共党以怨报德，趁火打劫，铸成大陆的沉沦，二次惨痛，殷鉴昭昭，一而再之为已甚，其可三乎？
再者，先生以前若为国民党党员，当以同志相称，若以相对立场或友谊，亦当以周夫人或邓女士称呼，恐嫌此乃BOURGEOIS布尔乔亚阶级之称谓，然共产党惯例连名带姓相称，恕龄碍于中国人之庭训，对任何人都以礼貌相待，此中我国文化之所熏陶若，谅不已怪。先生高寿已登耄耋，当已无所恐惧，若言出肺腑，则请规劝大陆迷途诸君，“学习中山先生之榜样”，再次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复使大陆民众，犹如台湾同胞，享有安宁、富裕、康乐，有希望有前途之生活，不然，则将如李自成、张邦昌及跪于杭州岳坟前之秦桧夫妇铁人，永受万世唾骂，须知今日真正之中国乃在台湾，邯郸学步，犹为晚焉，维希三思之，即此顺颂。
蒋宋美龄谨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