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4日，赵晓梅（右一）参加多伦多的六四36周年纪念活动。（看中国摄）
【看中国2025年7月12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导）在当今中国，许多人因为长期接受的官方教育和宣传，对中共抱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或依赖。然而，赵晓梅，一位现年46岁的女性，却从小就对中共的宣传产生怀疑，并最终选择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寻求自由的生活。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人的觉醒历程，更是对中国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深刻反思。
童年的观察：制度的虚伪与不公
赵晓梅出生于1979年，成长于中国的80年代和90年代。与许多同龄人不同，她从小就对中共的宣传产生了质疑。这种质疑并非来自成人的教导，而是她对身边现实的敏锐观察。采访中，她回忆了几件童年时期的经历，这些经历在她心中埋下了对中共制度不公的种子。
小学二年级时，赵晓梅在火车站目睹了一名农民被车站工作人员粗暴对待。农民背着一个大包，放在地上休息，却被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大声斥责，甚至用脚踩踏他的包裹。她质疑道：“他们不是党的人吗？他们是体制内的人，却这样对待百姓，哪有什么尊重？”这一幕让她对官方宣称的“党爱人民”产生怀疑。
此外，她还观察到学校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因家庭经济条件而异。老师在公开场合宣扬“热爱学生”，但实际上对贫困学生冷漠，对富裕学生格外关照。赵晓梅说：“他们说的都是假的，根本不爱学生。”这种虚伪的言行让她对官方宣传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另一个深刻的记忆是，她见证了警察对人力三轮车司机的粗暴对待。在90年代初，当时的出租车多是人力三轮车或面包车，警察对这些底层劳动者态度恶劣，动辄辱骂甚至殴打。她回忆道：“那些三轮车司机很害怕，根本不敢反抗。他们也是人，为什么得不到基本的尊重？”这些经历让她意识到，官员对普通民众的态度与宣传中的“人民公仆”形象完全相反。
更让她震惊的是，她开始思考官员的财富来源。她说：“他们吃好的、住好的、穿好的，他们的钱从哪来的？不就是纳税人的钱吗？”虽然当时年幼，她已经开始质疑社会的不平等，并对中共的“为人民服务”口号产生了怀疑。
父亲的遭遇：文革的创伤与后遗症
赵晓梅对中共的质疑不仅来自个人观察，还与父亲的遭遇密切相关。她的父亲在1959年以唐山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应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64年，赵晓梅的父亲即将从北航毕业时，文革开始。他被剥夺了毕业证书，与其他北京高校的学生一起被下放到北京昌平区的南口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在农场，他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和肉体折磨，包括被挂上“反革命”牌子、公开批斗，甚至被殴打。赵晓梅说：“我爸晚上经常睡不着，经常被吓出一身冷汗，甚至不敢关灯睡觉。”这些经历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终身无法完全愈合。
1978年，文革结束后，赵晓梅的父亲终于被平反，并被分配到秦皇岛的一所中学担任教师。然而，即使在平反后，他依然面临歧视和不公。例如，按职称他本应分到三间大房，但因为有人行贿，房子被分配给了一个没有资格的食堂承包商。赵晓梅回忆：“我爸很正直，从不送礼，但这导致我们一家多年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她说，真正的好人在中国不会有好日子，中共的制度造成了一种“逆淘汰”现象。
六四事件的震撼：真相的觉醒
2006年，她在英国看到了六四纪录片和相关网站对于六四事件的报导。在国内，她对六四事件的了解仅限于官方宣传的模糊说法。她回忆道：“我看到一个女性幸存者讲述，子弹穿过一个人的头发，连带头发钉在窗户上。这太骇人了！”她震惊于人民子弟兵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甚至使用坦克镇压。她说：“这些学生是爱国的，他们希望中国更好，但中共为了维护统治，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她开始感觉到，中共的统治核心是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福祉。“他们反对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他们的特供、豪宅和财富都将失去。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哪怕牺牲无数生命。”她说。
疫情三年：电子枷锁与社会控制
2020年至2022年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加深了赵晓梅对中共的失望。她在北京从事服务业工作，亲身经历了严格的封控政策。每天的核酸检测、健康码扫瞄成为生活的常态。她说：“健康码就像电子枷锁，绿码才能行动，黄码就要隔离，红码直接进医院。没有人敢反抗，因为反抗就是‘妨害疫情防控罪’。”
她听说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案例：一个两岁的孩子因煤气中毒需要紧急送医，但因小区封控，120急救车无法进入，孩子最终因延误治疗而死亡。她说：“大人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却无能为力。这太殒地了。”此外，她还听说火葬场因尸体过多而“烧不过来”，许多遗体只能堆放在家中或停尸房。
2022年底，白纸革命爆发，许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清零政策。赵晓梅当时并不知道这场运动，直到来到加拿大后才了解其意义。她说：“白纸革命让我看到年轻人的勇气，但一个人的力量在国内太渺小，面对坦克和机枪毫无还手之力。”
逃离与新生：加拿大的自由与希望
最终，赵晓梅选择离开中国，来到加拿大。她说：“国内不是正常社会。真诚、善良、诚实被当作傻子，好人混不好，这是黑白颠倒的。”在加拿大，她感受到自由的珍贵和人性的美好。她分享了两个经历：一次在地铁站丢了眼镜片，陌生人停下来帮她寻找；另一次坐错公交车，一位路人主动带她到正确的车站。她说：“在加拿大，真诚和善良是美德，这是正常社会该有的样子。”
在加拿大，赵晓梅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希望为中国的民主进程贡献力量。她参加了多伦多纪念六四36周年的活动，并积极参与茉莉花行动等街头抗议。“这些活动有意义，因为持续发声会产生力量。中共就是邪灵，它激发人性最坏的一面，让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她告诉《看中国》。
退出中共组织 盼民主与传统价值回归
赵晓梅退出了中共少先队和共青团，她相信，中共的专制统治违背历史潮流。“中共就是邪灵，它激发人性最坏的一面，让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
她希望中国早日成为民主社会，恢复真诚、善良、诚信等传统价值观，成为一个真正强大而有道德的国家。她特别提到法轮功倡导的“真善忍”理念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她说：“每个人都应该按真善忍做事。”
“古代中国有庙，代表信仰和道德约束。现在庙被拆了，人没有信仰，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活摘器官就是例子，医生本应救人，却成了凶手。”她说，“中国有五千年文化，有聪明勤奋的人民，只要有民主制度和信仰，中国会是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