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所有毛泽东犯过的罪行，邓小平都犯过；毛泽东不敢做的事情，邓小平也敢做。（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因为邓小平开启了中共国的经济改革开放路线，使得知识份子的境遇较之毛泽东时代大为改善，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精英人士，痛恨毛泽东，却对邓小平有很大的好感，许多广东人，特别是深圳人，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感恩戴德，几乎把邓小平当作慈父、当作救星，这些人的恋邓情结，并没有因六四大屠杀这样的悲剧而打折扣，邓小平的巨幅像至今挂在深圳市的广场上，比天安门的毛像更大、更高，且从来没有遭遇泼污。
邓小平无恶不作 开枪屠城比毛更凶狠
对邓小平持肯定观点的人如果不是没有良心，就是不能独立思考和缺乏判断力。实际上，邓小平的施政，不仅不比毛泽东更好，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流毒和对中国的贻害比毛泽东更深远。
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坏的外在历史表现是：历史上所有毛泽东犯过的罪行，邓小平都犯过；毛泽东不敢做的事情，邓小平也敢做。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拉杆子为匪以来，“打土豪”、杀地主、“剪长衫”、“吃大户”、杀AB团、“肃反”、种鸦片、“整风”、通敌卖国等等杀人放火群体灭绝祸国殃民的事情，哪件事邓小平没有份？只不过毛泽东是主犯，邓小平是帮凶而已；“解放”后“镇反”、“土改”、“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哪件事邓小平没有份？只不过毛泽东是主犯，邓小平是从犯而已，当时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还是“反右”头号干将。
同样面对老百姓的大规模聚集抗议事件，毛泽东再残暴，1976年4月，尚且不敢开枪，只敢出动民兵用棍棒驱散；而邓小平则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采取比当年北洋军阀凶恶万倍的手法，调集几十万野战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屠城，这是邓小平比毛泽东更加凶狠的地方。
邓浇灭人对政治的热情 使人堕落为“经济动物”
邓小平比毛泽东流毒更为深远的地方主要在于：邓小平浇灭了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和理想激情。
正是邓小平浇灭了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和理想激情，使之回归“经济动物”。这不仅使得中国民众淡忘《特权论》和“民主墙”运动，而且重又逐渐熄灭了中国民众追求政治进步的激情，使中国人的习性回归传统的劣根性。
中国文化既不是一种宗教传统的文化，也不是一种带有哲学传统的文化，而是儒家传统文化。受文化的影响，在中共上台之前......中国人普遍地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关心政治。在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连关注政治的热情都缺乏，哪来追求政治体制进步的动力和灵感？即使被逼起来造反，中国人有的也只是改朝换代冲动——对轻徭薄赋和好皇帝的企盼，或者连这就不如，仅仅是仇富仇官的极端情绪宣泄，最典型的莫如张献忠……
毛泽东倒行逆施 从反面促成民众觉醒
中共掌权以后，虽然试图以党文化根除儒家传统文化，但并未成功，反而使得中国文化更加糟粕化，成为一种掺杂着党文化的更加扭曲的文化。
但是，毛泽东的疯狂倒行逆施，倒是一度完全改变了中国人只注重经济实惠而不关心政治的习性。毛泽东通过一系列狂热的政治运动，使得全民成了“政治人”，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由两千年来的“经济动物”一跃而变为“政治动物”，这造成了两个后果：
一是在毛泽东的巨大权威和意识形态狂热的鼓舞下，中国民众即使缺衣少食也能默默忍受，不会联系到政治层面。“大跃进”导致四千万人饿死，却没有出现大的骚乱，就是例证。
二是毛泽东所激发的政治热情和理想激情，能够成为一股强大地追求政治进步的动力，在毛泽东死后，很容易汇聚成摧垮中共专制统治的历史潮流。从陈泱潮的《特权论》、李一哲的大字报、任畹町的《人权宣言》、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大字报标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毛泽东泛政治化无意当中从反面促成的中国民众政治觉悟的大觉醒；从民主墙运动的历史记忆里，人们可以清楚地回味那个年代中国人追求巨大热情：清苦简朴的中山装、土得掉渣的布鞋和凉鞋、热情洋溢的演讲者、如潮的读者和观众全神贯注的倾听，无论是讲演者，还是听众、读者，眼中都闪烁着理想的激情光芒和真诚的渴望，脸上都不见如今中国人脸上的那种惯常的冷漠和玩世不恭的神情……
当年中国，这样的渴求政治进步的巨大的群众力量和真诚的社会环境，如今去那里找？
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反思文革 要求民主自由
1989年六四前，北京大学生打出横幅，期盼中国实现民主。（图片来源：64memo.com）
许多人认为1989年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民主化的最好机遇，其实1978年～1981年的转折时期是一次更好的民主化机遇。
当时的中国各阶层，对结束专制暴政都有着比1989年更加高度统一的认识：当时包括中共特权阶层在内的几乎所有阶层，都深受文革之苦，都对文革发生的根源——专制独裁体制有着不同程度的认识。邓小平等“老干部”们由于熟悉中共体制运作，对专制独裁的祸害甚至有着比大多数老百姓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七十年代末乃至八十年代初中共党内民主的呼声很高的原因。
由于文革的受害面广大，当年整个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涌动着反思文革、汲取文革教训的强大思潮，要求真正民选人大代表、要求党政分开、要求新闻出版自由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比1989年的时候还要明确，还要有“后台”。
而且，1978年～1981年的转折时期，由于没有商品经济，中共特权阶层既得济利益仅仅停留在级别待遇上，从中共最高权贵到各级地方官官僚完全没有品尝过权力与市场勾结、操控市场、垄断市场等等特权资本化的甜头，既没有形成如八九年那种“官倒集团”，更没有形成后来今天这种与市场结合的、顽固对抗任何政治改革的特权官僚既得利益集团。人的心理规律是：在到手的东西中，尝到甜头的东西远比从没尝到甜头的东西难于放弃。1978年前后的中共权贵和各级官僚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品尝过特权与市场结合的甜头，因而不存在为了既得利益而对抗改革的顽强意志。
因此，那时的中国，推行政治民主化对中共权贵和各级官僚仅仅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根本不会遭遇如现在这样的既得利益引发的顽抗，只要建立保障中共最高权贵和官僚的退休优厚待遇的制度，当时实现中国的政治体制民主化转型将是非常顺利的事情。
邓挟持中国走法西斯道路 疯狂镇压民主自由
但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少数中共最高当权派，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和家族最大利益，在历史关头，死心塌地挟持着中国走上权贵资本主义法西斯道路。邓小平等人在深知、甚至深受毛泽东专制独裁祸害的情况下，明知故犯，逆历史潮流而动，上台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取消当时共产中国仅有的一点言论自由——“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自由，接着又铁腕镇压“民主墙”运动，抓捕重判陈泱潮、魏京生、徐文立等中国的良心；邓小平抛出“四个坚持”（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历史的研究“宜粗不宜细”，竭力阻断中国民众对文革、乃至对中共专制独裁体制的深入反思；邓小平从反面吸取赫鲁晓夫实事求是的否定斯大林、导致共产党专制动摇的教训，狡诈地抛出对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以继续维护共产党的专制生命……
曾节明2007年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