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超限战》海报（《超限战》导演提供）
第一次知道这部电影是在多伦多一个电影爱好者群里。有群友提到这部讲述疫情初期故事的影片，还有群友戏称它是“后特鲁多时代投喂加拿大人的精神粮食”。这种半开玩笑的描述激起了我的好奇，也让我决定亲自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相比多伦多万锦仿造出的“北京街景”、华丽的场景调度、炫技的镜头语言与复杂的叙事结构，这部影片更加可贵的，是它真实地还原了武汉疫情期间那些官方试图掩盖、却无法从记忆中彻底抹去的伤痕。不仅仅是在呈现苦难，更是在忠实记录极权之下普通人最真实的挣扎与反抗，让那些被迫遗忘、被压制成沉默的声音，得以在拥有艺术自由的土地上重新响起。
影片中的每个角色背后，都背负着复杂的时代背景与创伤。我选取了三个极具代表性而不剧透的段落来展开：
一、加拿大人主角：在错愕震惊中认清现实
主角是一位在中国创办企业的加拿大病毒学家，不幸卷入了一场以“防控”为名的系统性控制与迫害。他未曾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像一个普通中国公民那样，仅仅因为坚守最基本的良知与正义，便成为政府暴力打压的对象。
他被非法羁押，连最信赖的香港律师也因“反送中”运动而遭到牵连，在《国安法》的阴影下无力再提供帮助。作为习惯了民主与法治逻辑的加拿大人，他曾天真地相信商业利益足以换来政权的宽容，坚信“我是加拿大公民，他们不能这样对我”，甚至认为“即便是政党，也得遵守法律”。他无法理解自己被非法拘禁时为何监控系统总会“恰好失灵”，更难以接受知情者逐个失踪、同事被构陷为间谍并被伪装成“畏罪自杀”的荒诞现实。
当指控逐步升级，威胁到他的自由乃至生命，他才彻底认清现实，不得不借助加拿大使馆，以近乎金蝉脱壳的方式逃离中国。
这条虚构的叙事线索，承载了一种深刻的象征意义：在极权统治下，那些在民主国家习以为常的尊严和权利，都可能转瞬沦为幻影。这场戏剧化的逃亡正如一个寓言，提醒我们习以为常的麻木，是一种多么可悲的自我保护机制。该被嘲笑的并非主角的天真，而是早已习惯于谎言、默认了残暴、甚至逐渐失去愤怒能力的人。
二、李文亮医生：一个普通人如何在风暴中挣扎前行
影片中，李文亮医生的形象非常真实。他是最早发现疫情异常的那批医生之一，在发现了类似非典的病毒之后，他向院长报告，而院长的态度和做法让每个中国人都倍感熟悉：“眼看要过年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去惹麻烦。真有问题，也得等别的医院先报。”
李文亮一边无奈点头、一边安慰自己“也许只是流感“，悄悄在一个小群里提醒同学们注意防护。就连国安找上门训诫：“你觉得你比领导还聪明？”他也低头道歉，说自己“只是好心”，“没想要给国家抹黑”。他的反应、态度和言语，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在体制重压下真实的挣扎和习惯性服从，只因良心使然，就被当作破坏稳定的罪人对待。
接下来便是我们都记得的那一连串荒诞剧：官媒高调宣称“不会人传人”、“能”“明白”的认罪书、假装抢救李文亮医生遗体、拖延死亡时间的做戏、医院门口的鲜花和哨响、写着“至死方休”的悼词卡片、春晚的歌舞升平与医护人员的泣不成声……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
没有英雄举动，没有悲壮宣言，只有那句“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他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曾经想发声、后来选择沉默；曾经愤怒、最后学会忍耐的普通人。他不是“烈士”，而是一块镜子，照映出我们都曾闭上的双眼和嘴唇。
影片既没有刻意美化他的形象，也没有批判他的软弱，只是如实记录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风暴中挣扎前行。他和我们一样，渺小而真实，却仍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三、来自新疆、不同信仰的员工，极权时代下的种种悲剧
影片中的新疆员工，是一个极具份量的配角。他对主角的帮助并非出于英雄主义，而是一种异见者之间心照不宣的共情。他不曾多问，只是默默送上防窃听设备，教他怎么用vpn翻墙，帮他重新连接上谷歌、推特和Instagram，重拾一个人最基本的信息自由。
他曾想过留下来做见证者，但最终听从了劝告——“你在监狱里帮不了任何人。”他选择了更重要的事：协助主角逃离，并将真相带出国境。在海外，他继续发声，因为他深知一个真实的未来，绝不能建立在谎言之上。
除此之外，影片还巧妙地将计划生育政策下被迫送养的孩子、知识份子在文革时期自缢的悲剧，以及家人“划清界限”的背叛和割裂亲情的痛苦画面，将这些极权时代深刻且无法磨灭的伤痕细腻地融入叙事中。
四、在彼岸的创作，不灭的星火
这部电影真实记录了许多不该被遗忘的事件：哭喊着不让妈妈遗体被殡仪车带走的孩子，来不及喝上一口热水便去世的老人，官员家属优先占用的病房和呼吸机，逝者们留下的在医院走廊里一部部排列整齐的手机……
但真正打动我的，并不是影片还原了多少事件，而是它在黑暗之中，仍然点亮了一束希望的火光。
影片结尾，再现了“白纸运动”中那些动人瞬间，并称其为“自198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群众反抗”。加拿大主角一家终于逃出生天，透过新闻画面望见仍在街头高举白纸、为自由疾呼的人群；那位来自新疆、信仰不同的员工，也在海外继续发声，用一次次行动告诉世人：一切反抗，皆有意义。
正是这微末却倔强的希望，让我们有力量去捍卫勇敢，与恐惧交战；让我们相信，即便人性被践踏、真相被掩埋、自由被压制，也终将有人，用最朴素的信念与情感，守住那些不能妥协的底线。
当创作者们能够在艺术自由的国度中重现这场历史创伤，并将它在言论自由的土地上映，那不仅是一次铭记，更是一记响亮的反击——对沉默、对遗忘、对谎言。
正如导演所说：“我们身处相对开放的创作环境，有创作自由，就更应该试着把真相讲出来。”有人愿意讲、有人愿意听、有人愿意记住，那些曾被掩埋的真相才不会沉没，那些未竟的自由，才终有一天会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