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9日，香港中央政府大楼外的民主抗议现场，学生领袖黄之锋（左）聆听“占中”领袖戴耀廷在晚间会议上的讲话。(图片来源：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6月10日讯】2025年6月6日凌晨，香港著名民主运动人士黄之锋在赤柱监狱被“狱中逮捕”，随即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中“勾结外国势力”罪。这起事件不但令人震惊，也标志着香港人权迫害的又一次升级。当局居然选择在狱中再度“补刀”，这种手法，穷凶极恶，超越人的想象，也创下了国际社会所能认知的人权压迫的新高峰。
一场权力报复的政治秀和“效忠竞赛”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一场世人瞩目的公民觉醒，也是一场北京当局最不能容忍的挑战。当时港人百万上街，诉求普选、反对极权，让习近平颜面尽失。在中共的眼中，这场运动不只是香港的“乱象”，更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一次巨大挑战。作为2019年运动的象征人物之一，黄之锋自然成了中共报复的对象。而自从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这种报复不但没有停歇，反而变本加厉。黄之锋早已在2020年底因“非法集结”案入狱，之后又被控参与初选、颠覆国家政权。再度被捕，已不是法律行动，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清算。与他同样遭遇的，还有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这一切表明：在中共的政治逻辑下，“法律”只是统治工具，“审判”只是演出形式。
为什么对一个已身陷囹圄的年轻人，香港当局还要如此步步进逼？除了北京当局的报复之外，还有一个动因来自香港官场的效忠竞赛。在香港逐步纳入“全面管治权”之后，本地官员只剩两种选择：要么效忠到底，要么自我淘汰。谁在政治上更“积极主动”，谁才能保住乌纱帽。于是乎，对黄之锋动手，也就成了一种政治投名状。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官员争当“国安战士”。这就是今日香港的政治现实：一个曾经的自由城市，如今成为政治斗争的前线，良知与理性，被权力与恐惧所淹没。
除了悲愤，我们能做什么？
悲愤，是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但如果只有悲愤而无行动，那黄之锋与其他政治犯的苦难，只会被冷漠与遗忘所吞噬。我认为，国际社会，尤其是关心中国人权的民主国家与公民社会，可以也应该有以下几项具体作为：
一、人权与贸易，应重新挂钩
自川普(特朗普)政府以来，中美贸易谈判成为两国关系的焦点。然而，美方在关税、技术、产业政策等议题上发力的同时，对人权议题的关注却日益边缘化。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既然习近平可以在与拜登或川普的对话中主动提及台湾、南海等问题，美方也完全有正当理由将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纳入谈判范畴。历史经验显示，中共最怕的是把“内政问题”国际化，而贸易谈判正是最有效的杠杆点之一。如果美方明确告诉北京：在人权问题没有实质进展之前，贸易方面不可能“脱钩再钩”，那么中共在施压下才可能收手。
二、欧美应在人权问题上展现一致性
目前欧洲在对华政策上呈现出一定分裂：一方面，欧盟在制度上仍强调人权价值；另一方面，部分成员国（尤其是德国与法国）为了经贸利益，倾向对北京妥协。这种矛盾正是中共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在黄之锋这样明显的政治迫害案件中，欧洲各国应该跨越经济分歧，联合发声。特别是英国——作为香港的前宗主国，有历史与道德上的责任，不能沉默。不论是召见中共大使、发表谴责声明，或是提出新的制裁措施，都是对中共最直接的压力。
三、推动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是一种对抗方式
有人担心，把黄之锋或黎智英推上国际舞台，只会让他们“送死”。但事实是：即使没有和平奖，他们的处境也并不更安全。相反，将他们推向国际舆论的焦点，是一种保护，更是一种对抗。历史已经证明，中共对诺贝尔和平奖是极度敏感的。从刘晓波到达赖喇嘛，每一次的获奖都让中共在外交上进退维谷。因此，重新启动对黄之锋与黎智英的和平奖提名，不只是道义上的支持，也是政治上的震慑。
四、扩大对港府高官的制裁名单
美国和部分盟国已经针对部分香港与中共官员祭出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与禁止入境。但目前制裁范围仍嫌不足，且缺乏持续性。对于那些参与实施《国安法》、积极镇压异见的官员，应该“一个也不放过”。具体做法上，可以扩大《马格尼茨基法》适用对象，公开制裁名单，甚至对其家属的留学与移民资格加以限制。只有当迫害者感受到实际代价，他们才会有所顾忌。
今天的黄之锋，正用自己的自由与生命，为香港的未来支付代价。如果我们选择沉默，那就是对暴政的纵容。我们能为黄之锋做什么？我们能做的，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