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中的北京故宫（图片来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间谍这种职业，风险太大，很难善终。
关露：最悲摧的间谍
她是经典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春天里》的作者。如果不做间谍，凭她的文学天赋，她会成为像张爱玲、丁玲一样出名的作家。
然而，就在大家期待她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时，她却摇身一变，竟然成为了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家中的红人。
此前，关露正在完成她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却接到了来自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关露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天，就有两个客人上门拜访了她，其中一个就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另一个人则自我介绍说：“我叫潘汉年。”
三个人进行了一次绝密谈话。潘汉年告诉关露，党组织决定派她去策反李士群。关露最初犹豫了一下，但出于对组织的服从，她没有多想就答应了。潘汉年最后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说：“我不辩护。”
回到上海后，关露便因妹妹胡绣枫和李士群太太的特殊关系，很快便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关露与李士群太太一起出入商场、戏院，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这样一来，关露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便流传开来。为此，左联负责人问主管诗歌工作的蒋锡金：“关露还参加你们的活动吗？今后不要让她参加了。”此后，许多关露昔日的同事、朋友，都和她断绝了往来。
就连与她有恋人关系的王炳南，也不得不和她分离。两人告别时，王炳南送了关露一张照片，照片背面题写了一句话：“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而关露赠送给王炳南的，则是一本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两人握手道别时，彼此的眼睛都有些湿润。
1941年，关露按上级指示，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试探性的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江湖中人，一听就明白了。很快，潘汉年就在上海秘密约见了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总是提前送到新四军手中。
1942年，关露又领受了新的任务，潜入日本大使馆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月刊担任编辑，从事间谍工作。1943年7月，《女声》杂志社决定派关露出席8月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出席大会的十几个中国代表全要登报，并附照片。这样一来，关露的“汉奸”之名就再也洗刷不掉了。正在犹豫之际，潘汉年交给她一个新任务。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关露转交给秋田教授一封信。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于是关露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日本，关露见到了秋田，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大会结束后，关露回到了上海，等待她的是两个消息：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在家中神秘暴毙；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时事新报》上的文章，称她是“无耻女作家”，将其行径归入“汉奸生涯”。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关露被国民政府列入汉奸名单。为保护她的安全，党组织将她秘密转移到了苏北解放区。
因为关露头上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是国民政府重点惩治的汉奸，为避免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只能将她隐藏起来。
关露这才知道，她必须戴着汉奸帽子，在不明真相的唾骂声中忍辱偷生。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换一个署名，理由是如果共产党的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会造成极坏的影响，给敌人提供攻击的口实。有朋友这样劝她：“为了维护党报的荣誉，应该永远忘掉关露的名字。”她这才明白当年潘汉年对她说的“不能辩护”的含义，不禁失声痛哭。
1946年关露与王炳南再度相逢，两人旧情复燃，迅速升温，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当王炳南按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他与关露的恋情后，周氏夫妇对此表示反对，邓颖超对王炳南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过了，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那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王炳南权衡利弊，以党的利益为重，给关露写了绝交信。关露这才彻底明白，就连婚姻生活，她也被剥夺了正常人的权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1955年，潘汉年受到错误对待被捕入狱，受此牵连，关露也失去了自由。这一年她48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被捕，60岁的她，这次一关就是8年。
逮捕她的理由是：“关露在接受组织任务到敌伪机关期间，并未积极为党工作，而是公开地为敌人工作，起了汉奸的作用。”
1982年3月23日，随着潘汉年案的平反，关露也终于盼来了渴望已久的平反通知，组织上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关露郑重宣布：她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据此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她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8个多月后，在完成了回忆录和对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关露服安眠药自杀。
她一生经历了三次恋情，皆因她的特殊身份，无果而终，别人不敢娶她，她也终身未婚。
阎宝航：做间谍他很成功
1937年，42岁的阎宝航在南京梅园新村八路军办事处秘密入党。根据工作需要，阎宝航不归地下党组织领导，仅和周恩来保持单线联系。
对外，阎宝航一直以“民主人士”、“党外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救亡及统一战线的工作。
他广结善缘，与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孙科、宋庆龄、何香凝、邵力子、冯玉祥保持着良好关系，并经常周旋于陈诚、宋子文、陈立夫、戴笠、徐恩曾等党、政、军、情要员之间。
阎宝航也很受宋美龄、蒋介石所赏识，先后在蒋介石、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要职，被蒋介石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
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社交圈子，使阎宝航获取过三份极有价值的情报：
一是德国决定进攻苏联的情报；二是日军即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三是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部署。
抗战期间，阎宝航在重庆的住所，一直都是流亡学生和地下党的栖身之处。阎宅被誉为“阎家老店”，夫人高素是这个招待所的所长兼炊事员。周恩来多次称赞高素是“我们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妈妈”。
新政权建立后，阎宝航先后在在外交部担任过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以及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谁也没有料到，这个被称为中共谍报英雄的阎宝航，竟会在文革中遭遇家破人亡。
1967年11月7日，72岁的阎宝航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10天后小儿子阎明复也被捕入狱。父子二人同时关押在秦城监狱，虽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
紧接着，1967年12月，在解放军总后勤学院工作的大儿子阎明新也被隔离审查，罪名是：阎宝航当年派遣到根据地的“战略性特务”，并将他押送宁夏贺兰山劳动改造。在北京育英学校教书的妻子也因此受到连累，被强行下放到香山开采煤矿。
二儿子阎明智14岁去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俄文。新政权成立后调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高级翻译、翻译处处长。文革一来也被隔离审查，下放湖南长沙“五七干校”，1975年4月死于长沙。据他妻子回忆，阎明智是在一天晚上的单位批评会上心口痛，回到宿舍后倒下的。
阎宝航的三个儿子遭遇如此，三个女儿也命运坎坷。
大女儿阎明诗文革中被定性为鞍山市最大的特务分子，先是在市里来回批斗，打得死去活来，后来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
在南京工作的二女儿阎明英，表面看似乎冲击较小，但却被逼着和家庭划清界限。那几年，三女儿阎明光每次请假到北京看望母亲，因她经济上很困难，每次都是从上海先到南京。事前和在南京郊区“五七干校”劳动的二姐阎明英约好，阎明英走出干校，在一个山坡上等着阎明光来，见面时偷偷地拿些钱给她，她再用这钱买去北京的车票。
其实阎明光的处境也是艰难，她下放在江苏省直属机关的五七干校，像农民一样下田插秧，上山采茶，即便身患重病，也要接受批斗。
后来母亲病重，在北京无人照顾，一家人商量，由阎明光去北京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病，就住在她的家里。因为这时候她已经从乡下回来了，丈夫也从关押处被释放回家。家中的孩子都对姥姥很有爱心。安林还请了她的同学、某医院的护士长每天来家给姥姥打针。安林的同学见老人手背、脚背上的血管都已干瘪，针扎不进去，打点滴都很困难，深感痛心。
阎明光看到这种情景，只好把大姐请来一同照顾母亲。两人决定送母亲去医院治疗，但医院认为患者是反革命家属，拒绝收治。后来还是阎明光找北京协和医院的吴恒兴教授帮忙，吴教授通过关系，才住进了上海长宁区中心医院，并给了间病房。由姐妹俩和家人在医院轮流陪伴老人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老人临终前，跟两个女儿讲：“我快不行了，还是给总理写封信吧！……你们给我治病欠了那么多债，我想请周总理关心关心，安排我的后事。”于是大女儿阎明诗根据母亲的意思，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总理，我是高素，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来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款费及后事解决了。信写好后，高素就在7月12日去世了。
根据母亲嘱托写给周总理的信，后来通过北京的大嫂，从邮局寄了出去。
信寄出后，她就回到香山劳动去了。没过多久，政协机关派人来找她，这些人接待她时，态度与以前有了不同，他们说：“首长有指示，高素同志不容易，把孩子带大，带入革命，她是有贡献的。她的治疗费和安葬费给予报销。”
政协根据总理指示，报销了阎宝航妻子的全部费用。
但高素直到死，也不相信丈夫早已去世。
还在1968年6月，二儿子阎明智的妻子流莎曾请求唐闻生利用为周总理作翻译的机会，帮忙打听父亲阎宝航的下落，对此总理沉默不语，康生也在场。流莎把打听来的实情告诉了婆婆，但老人拒绝相信。
其实，就在1968年5月，阎宝航在接受审讯时，被人一脚踢中要害，当即倒地不起。随后虽被送医，却无人过问，任其在痛苦中死去。
而监狱的批文竟然这样写道：反革命罪犯67100号，不得保留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