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掌权后，汪东兴只能选择默默离开。（网络图片）
按：汪东兴从1947年起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负责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直到毛泽东去世，时间长达近三十年。毛泽东曾评价说：“他（汪东兴）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用起来我不放心，人还是旧的好一点。”这种长期贴身服务，使他被称为“内廷唯一行走”，“中南海大内总管”，意指他是毛泽东身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之一。此外，汪东兴还因指挥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在抓捕“四人帮”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而闻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汪东兴为代表的“毛泽东路线派”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失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东兴的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什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自己又开了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眼睛全部转向了汪东兴。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官员和后来一直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因此，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东兴的意见一说出来，只见邓小平看了华国锋一眼，扭过去又和叶剑英、陈云咬了咬耳朵，显然是在交换什么意见。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党内允许一个党员或官员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有些问题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检验了。但是，我们党从来就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外，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认为干不下了，可以像汪东兴这样地提出辞职。这同样是党章党规所允许的。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在全会上决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建议把汪东兴的这个意见拿到会议上去。”
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汪东兴号称警卫毛泽东三十年的内廷唯一行走，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而纪登奎素来以毛泽东的“老朋友”为外界所共知；吴德在董必武死后，成为中共人大的实际当家人，朱德死后，他成为中共全国人大党组书记，权摄人大达三年之久；陈锡联是毛泽东晚年在军内非常倚重的“少壮派”，这位当年最为年轻的野战军纵队司令员是接替叶剑英的第一备用人选。
以上四人都是毛泽东晚年须臾不可离开的宠臣，而邓小平掌权后，他们也只能选择默默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