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文革”期间因写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被批斗、折磨致死。（图片来源： 网络图片）
吴晗（1909～1969年），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1929年考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大学部预科。因写成《胡应麟年谱》，受到胡适赏识。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193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专讲明史。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被视为“现代研究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37年起，吴晗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他的人生道路开始转变，逐渐从一名单纯的历史学家变成社会活动家。在中共支持下，他积极投身各种反蒋活动，对国民政府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从这时起，吴晗再也没写出一部像样的历史学著作。
1946年，吴晗曾两次尝试接近胡适。在上海时，胡适未予理睬；回北平后再度拜访，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吴晗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从昆明搬回北平后，我做胡适工作，可是他顽固不化，我的脚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厅了。”当胡适得知吴晗投向中共后，不由长叹：“吴晗可惜，走错路了。”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停办，吴晗返回北平，在清华大学任教，其在清华的住所旧西院12号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站。1948年秋奔赴解放区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就《朱元璋传》进行了长谈。1949年中共窃国，吴晗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长。
作为明史专家，吴晗被视为“现代研究明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然而，他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却失掉文人本色。如为保留北京的牌楼，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都曾与吴晗发生正面冲突，梁思成还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政治第一成为吴晗的选择。
反右急先锋 帮中共往死里整别人
1949年中共建政后，吴晗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同时担任民盟北京支部主任委员。1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1953年，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此后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晗表现积极。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主持下，率先召开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1957年7月7日，吴晗在中共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猛烈攻击所谓的章罗联盟。他说：“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是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的，并且还有各方面反动分子的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们一伙是人民的凶恶敌人！”
在吴晗等人的猛烈批判下，“章罗联盟”成了全国右派组织上的“统帅”，民盟中央成了右派的“大本营”。民盟有6000多人被划成右派，占当时全部盟员的20%。这些右派份子从此陷入悲剧的泥潭，一直到文革结束，在政治上、生活上受尽摧残折磨。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储安平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而反右派的急先锋、中共党员吴晗，在打倒民盟两位副主席后，当上了民盟中央副主席！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李辉表示，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正因为他在运动中的表现，在这年他被批准加入了共产党。
忠于毛 卖力写《海瑞罢官》
1959年4月，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学习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立即闻风而动，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发表。当时，毛泽东对这些作品大加赞许，并赠送自己亲笔签名的《毛泽东选集》给吴晗。
经过近一年的写作，吴晗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1961年11月，该剧公演，赢得一片叫好，毛泽东还把饰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里吃饭，称赞戏演的好。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很快翻转。
吴晗在1950及60年代批斗其他知识份子时，非常投入和卖力，谁料1966年的文革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
1965年，江青与张春桥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毛泽东审阅修改，炮制了《评新编历史剧》，把吴晗的这部戏打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鼓吹“单乾风”、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首先发表，不久就在全国掀起大批判浪潮。
文革时落得个家破人亡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吴晗的命运急转直下。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曾经写道：“网络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地上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讽刺的是，这段文字成了他自己宿命的写照。
吴晗被扣上“攻击党中央毛主席”、“为彭德怀翻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帽子，几乎每天都要挨批斗。当时8岁的儿子吴彰后来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有时，红卫兵直接闯入吴晗家中，在院子里批斗他。他的家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他多年积攒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书稿和抄录的卡片也被视为黑材料，一页不剩全被抄走。家里的东西包括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以及电视机等都被当作“四旧”砸得稀烂，他收藏的女儿从3岁起画的画全部被付之一炬。
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被勒令迁往北京永定门外一座偏僻的居民楼里。吴家搬到南郊成了永定门外居民区的一大新闻，围观的人群络绎不绝，吴晗被勒令站在阳台的凳子上，一天数次“请罪”。
1967年秋天，吴晗等人被集中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劳动改造，筛炉渣，扫垃圾。每星期只许回家一次。吴晗到劳改队不久就被打伤，旧创未好又添新伤，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打得口吐鲜血。
一家三口的悲惨结局
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他的妻子袁震实在气不过就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就因为这几句话，袁震也被送进劳改队，住在一个破旧的浴池里。袁震本来长期有病，体质极为虚弱，在劳改队里艰难地熬过了一个酷暑和一个严冬，双腿瘫痪了，得不到最起码的救治。14岁的养女吴小彦不得不每天从城南骑自行车往返30多里去护理她。1969年3月17日，袁震病得实在不行了，才获准回家看病，第二天便死在医院里。袁震临终前，对看管人员的要求只有两个：一是想喝碗粥，二是想看吴晗一眼，可惜都没能实现！
1968年3月，吴晗经康生、谢富治批准被捕入狱，被扣上“叛徒”、“特务”等罪名。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最后死于非命。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接吴晗的孩子吴小彦、吴彰去看他。当姐弟俩被领进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说：“你们的爸爸今天早上死了。”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都惊呆了。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但专案组人员喝斥道：“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对你们没好处！”两个孩子只取回了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的几支香烟。吴晗的尸骨至今下落不明。
吴晗死后，女儿吴小彦一度精神失常。1975年8月，为了给父亲讨说法，吴小彦给中央专案组写信，提出三点要求：（1）给吴晗作结论；（2）要吴晗的骨灰；（3）发还抄家抄去的书籍。几天后，吴小彦被逮捕，专案组给她戴上脚镣，为防止她哭，就给她注射冬眠灵，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吴小彦精神病复发，被关进精神病院后，监禁她的人竟然跑到医院对她进行审讯。1976年9月23日，在弟弟吴彰年满18岁的那一天，吴小彦服毒自杀，年仅22岁。
吴晗在中共建政后积极帮助整肃知识份子，却最终在文革中一家三口被整死的悲剧，体现了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在他曾经追随的政治风暴中，他自己和家人都成为了牺牲品。吴晗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缩影。
在中共的语境下，吴晗曾经积极效力的“民主党派”实际上是中共统战工具，被称为“卫星党”。吴晗作为民盟北京的负责人，不仅不对民盟中央负责，反而积极配合中共打击民盟领导人，自己却在反右运动中加入中共，后来还成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一生忠于毛泽东，忠于中共的御用文人”吴晗最后家破人亡，自己也死在党的监狱里，这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那个疯狂时代的历史见证。“网络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地上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这段话正是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对待文人的形象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