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共强摘年轻壮汉的肝脏给老红军。图为现代器官移植手术。（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提要：早在1983年，有一位中共某集团军军长XXX病得肝脏烂掉了，专家组认为只能换肝续命。经几轮国家安排的“体检”后，终于选定了一个最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浙江省医科大学把给老红军换肝当作一级“政治任务”完成。躺在手术台上的年轻小伙子，他不会明白“政治任务”对他意味着什么，党不会告诉他！
1966年8月，即四十年前的盛夏的一日，无校开课也无书可读，当时我才12岁。无事可干便随许多看“西洋景”的人，一起来到杭州官巷口与中山中路的解放路口。当时是杭城的最中心地段。
看牛鬼蛇神去……！？
大一点的伙伴讲：看牛鬼蛇神去……！
我心有一点惊恐：牛鬼蛇神……一定是“旧式大书”师讲的那种牛妖魔、白骨精……。
文革期间，中共煽动红卫兵批斗殴打大学教师。（网络图片）
我终于看到了“牛鬼蛇神”：许多皮肤白晰的中老年女人和十几个老爷爷都赤着脚；男的戴着用纸糊的高帽子；女的穿着厚厚的毛绒绒的貂皮大衣；走在被烈日晒软了的柏油路上……有人叫：“那一个被地烫上来回蹦上是‘盖叫天’……”
光脚游街的都在滚烫的路面上慢慢踮着走，汗滚湿了黑油油的地……在他们的身后及二侧，是一大批腰扎皮带；袖有红布；手拿棒棒和竹鞭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一个像公鸡领叫的：“打倒XXX复打倒XXX……。”其他的都齐刷刷地跟看叫……。他们都穿着鞋却不停地推搡着前面不穿鞋的老爷爷和老奶奶……。
有人用筐在路中倒上碎玻璃……人群中有人欢呼：让他们踩上去……
他们踩上去了……他们的脚开始流血……
前面是浙江第二人民医院，他们没有一个去医院看烫伤扎伤的脚……
我被这种场景强烈地压抑着……；我回家问母亲：“为什么？”
妈说：“别再去看，那都别去！”
我又问：“‘盖叫天’是谁？”我妈才回答：“是京剧名人。”
在世时的老妈，总提醒我：不要管外面的事，更不要理会你无法理会的事！好好地活着……活下去……！
我无所回避社会发生的一切映像，红色烈火和黑色暴雨终于交错而倾……
“禁行，里面有政治任务。”
二十三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在人世佳称“天堂杭州的日子”，我不敢去回顾红色岁月里所看见的恐怖往事……自然，也不愿想到浙江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记得那是1983年一个料峭春寒的夜晚。因突发事故，上级命我速去地处杭州市解放路大基督堂东侧的浙江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室。当时才26岁的我即刻驱车赶到医院。急诊室就在进院大门的左厢，一排L型的上有黑色屋脊下由青灰色砖建仅一层的房内，急诊的中心值班室就在L右边第一间。上三步台阶即进连着急诊护士长值班房的抢救厅，抢救厅不大，只有五十个平方左右，大约有五张床，上面躺着由各地送来救治的重伤者。
我同急诊室的医护们很熟，像以往那样，先听护士长对我方的伤者的伤势初步介绍，再向医院的主治医师进一步了解救治专业上的方案。同时补办入院手续。
但与以往不同是：急诊楼里的所有医生和护士们，都失去了以往忙完事后，为避职业上的压抑，离开病房进办公室后还能幽默一下、欢笑一下、聊天、科室间走动一下的轻松常态。
相当的沉默，严肃。医护们的脸上还带有压抑与不满的表情……
医院一定是出大事了！
手术单已开出一会……
靠氧气瓶与血袋维持生命的伤者，正面如蜡色在等待进中心手术房。
而厅里的几个严重腹内伤和颅脑外伤的人同时在等待进大楼上面的手术房。
急诊抢救厅里的大钟嘎嘎奔走……
我急了……这不是序例乱了吗？
我出急诊室，右拐；前行；又左转入临街的中心大楼，奔楼梯打算到手术房。被挡住。可能是医院的保卫处的人员，也许多军方或省公安厅便衣语气很硬地说：“禁行，里面有政治任务。”
“政治任务？”
党的政治与任务不就是开会吗？那么晚了？到手术房干什么？
我从小在军营长大，也在军旅中见过北京总部的一些首长。军委工程兵司令陈士渠将军，文革后期最高法院副院长谭关山将军和最高军事学院的干部部长孙伯等。
我不买他们的帐！回问:“什么政治任务？我军在杭有那么多场、馆、会、所，还有128南京军区驻杭总医院117与野战医院。还有空疗海疗。里面都有一流的医师和设施。那里不去来这里干什么？难道这是北山街84号的决定吗？”（注：北山街84号49年前原系蒋介石在杭的一处官邸，后由先后上任的老大：江华、南萍、铁瑛、王芳居住的半山腰别墅）
故意弄黑暗的手术室门前，楼道里传出一个影子的声音：“就是！知道，就别问啦！”
我又回到急诊室……。
（为保护他们，我不能列出姓名。）
X护长问我：“XXX！你去那里了？”
我告诉他们刚才上楼的情况。
并问：“究竟是什么人物？又是什么‘政治任务’？这些伤者随时会要命的呀！我们又如何跟他们从外市县马上赶来的家属解释……？”
护长和还有一位128医院在此实习的护士一同把我拽进一个医生的里房。关上门窗……相当小声的告诉我：“楼上一级‘政治任务’。”
一级“政治任务”换肝！
这就是我回到本文标题的政治任务：有一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我军某集团军军长XXX的病肝脏烂掉了。
军方与中共省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救这个年迈的“老革命”。让他从起死问生返健康，继续为党工作……
在党的命令下，统治一直都是高效模范区的红浙江的机器紧急运作起来。高级别的抢救指挥部中有：军区政委、省委干部、浙医大的领导及教授、也有主管监押犯人的公安厅官员……
医大的专家组以纯医学的角度很快出了满足政治任务的“方案”——只能换肝。
指挥长马上批示：实施。
肝从哪里来？
血型、基因、相关血指标都最佳接近的新鲜活体肝脏从哪里来？
不用讲：只有从健康的人那里来！
书呆子般的医生不知道：一生为人民的军长的真正人性是什么？
医生们并未先想到：如何在军长亲人以外的人境中“采肝”。医生们建议：最好的方法、也是最亲和人道的办法，是从军长的一大堆儿子、女儿里选一个肝！
指挥组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难题。
其一、军长不会同意！他很爱儿女，宁死不会用孩子的肝！
其二、即使军子的儿女有一个敢捐肝，麻药后瞒着军长同步切开换上……军长醒来，一定会大怒气死……
其三、首长万一死了，是党和军队的一大损失。谁能担当？
只能在军长以外想办法，决定由地方支持，用民拥军、政拥军的这个崇高大前提请地方政府解决“活体肝脏”来源。
地方：全力支持军队工作，保证“来源”。
由省公安厅在浙江第一监狱，又名：小车桥监狱，提一批同血性的在押在判囚犯，去指定地点体检，选人选肝。
经几轮国家安排的“体检”后，终于在选出的一组人内，选定了一个最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尽管他已被关押多日，营养不良，面如菜色，他已达标了。
小伙子从头到尾都不知党的谋略
他从头到尾都不知党的谋略，他们家世世代代压根儿不和军长爷爷有任何沾亲带故的关系，他更不明白为什么此刻会躺在手术台上。
而前几日，他的同狱同廊同窗们，还挺羡慕他那么自由风光地随监狱长、狱医频繁出大墙……他不会明白“政治任务”……
党不会告诉他！
党知道：一告诉他，指挥组同志都犯泄密的错误！监狱人犯们情绪大乱，被采者会宁死抗争，下手困难，最主要阻碍今后的“秘密采集”工程。
此刻的他，相当平静舒服地躺在从未见过的无影灯下手术床上；那么多天的墙下之囚，他都是上戴一幅手铐，下铐一大堆脚镣。这是他一次解除啃肉的金属环……
那一群着蓝色中山装的领导向他许愿，你要感谢党的关怀，党的一贯原则是，治病救人……你只是患了一点小毛病，做一个小手术就可以回家了……！
他心里舒爽极了！不再有狱警和牢霸毒打他了；手脚不再上铁环环了……不用再进桥那边的监仓了；终于可以吃饱一点了；最幸福的是可以见到爸爸妈妈了……
一道临时拉起的窗帘将大手术室一分为二，窗帘这边的手术台上躺着一位年迈“人民功臣”；二套手术班子要同步地切开老军长和小伙子的肚皮……所不同的是：把革命老军长的腐败发硬的坏肝脏，随便缝合一下地植入小伙子刚被割走肝脏已空了的肝穴。反革命小伙子健康充满金色年华生命的鲜肝被移植到已近风烛残年的老革命体内。
他们知道，这副又烂又臭又硬的老肝经这么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切、割、接、植、缝……无法支撑血液循环量更大的年轻人……
政治同样让医学更无情，麻药过后，更是惨不忍睹……
共产党什么都干的出来！
没有多久，这位在手术台上全麻后被人骗走肝的、还在全麻中美梦回家的小伙子……24小时醒来时……巨痛难忍，一摸伤口才知手术面的开阔……才发现他并没有回家！他躺在狱医的病床上，也没有看到爸爸和妈妈……他知道他快见不到了……见到了只会让爸妈更绝望……
许愿他回家的蓝制服们，各自回家休假去了。
没有几日，有二个狱警在一个凌晨给他送来了一盘酒菜……另一个又提来铁镣为他重新钉上……他同其他狱友先被拉出去游街，他根本无法直立，是二个肝强力壮的大兵强力地托架着他，在满街看戏的市民前走完最后的里程，几个狱友后被处决。
也没过多久，那位老军长也因异体肝脏术后排斥问题……也许是当时技术不成熟……或许是小伙子太悲惨引发因果报应……老革命也死了。
事情过去了许久。以后只要见到浙工医院的老医护人员，他们都会愤愤不平。
都说：共产党什么都干的出来……！
后来我知道：为什么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术不在杭州的几家解放军医院做？而去地方医院做？军方也不想承担更多更直接的责任。
二十三年过去了！
如同许多经历与见闻我一直深埋记忆。
文革的邪恶和余毒仍在
去年来，京港好多朋友要我写一点文革的回忆。在文革40年之际，多送一点历史之声，去纪念那些不幸逝世与被杀的人。
也许有人说：“亚笛先生！‘采肝’的事是1983年。与文革何干系？”
我想讲：“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文革在运动的形态与规模上已消失。
但在中共与国民意识中：文革的邪恶和余毒仍大行其道。甚至更烈。看看中宣部的节目去及拙劣的表演；看看更多未曝光的苏家屯……未来的政治气象指数够多、够明的了！
其次我要讲：我从不喜欢用一手制造人祸的毛泽东对这场空前国祸（所谓文革）所下的定语。正如一个土匪头子烧掉了一座城市时美称：“改革城市。”
真正不带共党语式语境而言：1966年5月16日至1976年10月所爆发的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法西斯反文化反革命运动。
由邓小平一手下令关押、流放、劳改、发配西北的数百万只有17岁至22岁的青少年及在1983同年以从重从严从快处决的几十万同龄青少年，他们正是1959至1961年大饥荒在娘胎里挨饿……或在文革初出世、在文革又无课可上的那一代人。
我所提到的这位年轻遇难者，也正是1983年青少年大屠杀中的一个。他所经历的苦难千倍于惨死在广州收容所里的同胞。
又近清明；我又像往年清明冬至那样……在园子里点上香纸……香树叶……向E、N、W、S四个方向洒上白酒……看着逆时针升腾起来的青烟……我的心在深处流泪；我的心也在低语，那位不幸的小伙子呀！
如果没有共产党？可能你现在已拥妻携子，事业有旺！
没有“文革”你早已步出学堂，办盟商海……像小康的男士在普陀山的蓝海边与朋友品茶……
同样没有邪恶机器与制度，不会有“文革”都未有的六四惨案……他们的苦难已化成无界的长书和声道，良知不逝……！不逝的良知永与他们同在……
又逢“文革”发生四十周年，我耳边又想起母亲临终前十天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像四十年前那样牵肠挂肚地说：“儿子！别管政治……”
老妈：为民是一个男子最大的孝道。原谅我多年一直在违背您多年的叮嘱，这是我的不孝，我一直都在共产党的暗幕下关注历史与关心政治……
为了那位1983年春天遇难小伙子的母亲！也为了17年失去孩子……天安门的母亲们！
2006年4月4日清明
亚笛多星 于杭州五云山下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