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国际宗教自由峰会（IRF Summit）上，播放了主办方制作的活摘器官幸存者程佩明遭活摘器官的亲身经历。（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活摘器官正在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维族人士等，扩散向中国的普通民众。中共通过警方的内部系统，可以了解到一个中国民众的家庭成员、直系亲属等关系网；对于这个关系网的分辨，可以判定这个人是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人，还是亲属中有官员背景或特殊背景的人。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成为活摘目标，因为触动官员的亲属，会带来麻烦。在“官官相护”的羽翼下，他们的亲属也是安全的。
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普通人，如果他的血型恰恰是被需求对象，那么任何情景都可能发生。
案例一：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推特上出现了一则视频——夜色中，一名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走进一处公共厕所。随后，一名戴着口罩、穿着黑衣的女子跟随进去。公厕外面，一名男子也从黑暗处走近公厕大门，他手里早已经准备好一个蓝色大垃圾桶。该男子在门口处将垃圾桶交给在公厕里的女子，女子推着垃圾桶再返回公厕内，然后男子在门口处望风。一会工夫，疑似女子将女学生放进垃圾桶后又推了出来，两人将女学生放进早已等候的白色轿车上扬长而去，汽车现场只剩下垃圾桶。
在中国大陆，谁能为这名学生模样的女孩追查下落、惩办凶手、四处鸣冤？自家的孩子考上外地学校，谁、如何才能护住他们的周全？
案例二：看看一个孩子是怎么从公共厕所消失的
陆媒财经报导，二零二四年七月十九日，湖北十堰万达广场一名家长，孩子商场走丢，家长找保安，保安短时无策，家长砸烂金店柜台玻璃，触动安保系统商场门都关上了，最后孩子在厕所被找到时已经被换装，剃光头发了。
这位家长为了破除孩子的危险，不惜砸烂金店柜台、触动商场的自动保安系统。爱到无私无畏，让孩子在千钧一发之际得以生还！
之前发生的三个案例：
1、邹松涛，男，28岁，中国海洋大学硕士。二零零零年，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关押、拷打，最后被迫害致死。一年多后，他的妻子张云鹤（毕业于青岛大学会计系），也因修炼法轮功而被抓捕，从此人间蒸发。
2、张云鹤的父亲是由部队高级军官转任青岛大学的副教授，然而此案被归为“法轮功”，法轮功属于中央定的须灭绝群体，因此，尽管他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寻找、查访，上访十多年，处处碰壁。最后张云鹤绝望地说：“不活了，我没有路走。”二零一九年抑郁而终。
3、黄雄，25岁，江西人。二零零三年，因修炼法轮功被捕入狱，从此杳无音信。黄雄远在海外的哥哥黄万青通过各种方式查找，中共公安却百般推脱，不承认抓过这个人，甚至因为这个人长期没有音信，最后注销了黄雄的户口，让黄雄这个人从此在人间被“清零”了。二零零六年，一直得不到黄雄音讯的奶奶在绝望中离世，临终前还惦念着心爱的孙子。
医学界对于活体摘取是普遍知情的。（图片来源：今涛拍暗制图）
活摘器官犯罪的开始和氾滥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后，为了不牵连家人和工作单位遭受报复，拒绝报出姓名，结果有数不清的学员都失踪了。他们去了哪儿？是不是还活着？他们到底怎样了？一直是他们家人惦念与牵挂的事情。
然而，对于法轮功学员的状况，中共自上而下，从省、市、县、乡、村，层层中共人员对于法轮功学员的问题，都以“不要找麻烦”为由，一律推脱、掩盖、恐吓，并予以消息封锁。
二零零六年，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前职工安妮第一个站出来曝光中共活摘恶行，她的前夫曾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手术。
一位逃离中国大陆的医生郑治，在海外隐姓埋名十七年，在经过内心的挣扎后，终于在二零一六年站了出来，他在镜头前述说了目睹活摘器官的现场，虽然已过去近二十年，一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痛哭不止。
二零一八年，在伦敦成立的独立法庭，开始调查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事件。这个法庭通常被称为“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中国法庭”由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主持，他曾主导国际刑事法庭对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起诉。
“中国法庭”耗时16个月审查积累的证据，他们传唤了五十多位事实证人、专家和调查人员作证。
二零一九年二月三日，曾在《纽约时报》担任记者，后离职的狄雨霏向“中国法庭”提交了一份书面证词（PDF）。她在这份证词中，介绍了二零一六年四月初，她和“中共肺移植第一人”陈静瑜之间的对话，以及陈静瑜和另一位胸外科医生之间的对话。证词表明，中共对于活体摘取器官的境外报导，开始警惕，使得医生开始回避敏感词汇，这恰恰表明医学界对于活体摘取是普遍知情的。
大陆失踪儿童都哪里去了？（视频截图）
谁在给你看病？谁能护你周全？
谁在给你看病？人很难不生病，生了病大都会去求医问药。在中国大陆，如今给人看病的医生，夜深人静时不做噩梦的，还有几人？
二零二二年四月五日，《美国移植杂志》（American Jounal of Transplantation）发表的来自以色列教授、以色列移植学会前主席雅各布・拉维（Jacob Lavee）博士和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Matthew P.Robertson）的联合研究。这篇研究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中国的军队和地方医院中，器官“捐赠者”在被摘取心脏前还没有死亡，也就是说，摘取心脏才是“捐献者”死亡的原因。
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你签字认证“自愿捐赠器官”的愿望时，因为善良，可能绝不会想到日后会被背叛、被当动物一样去宰杀。当你被检查身体、验血时，因为无害人之心，可能不会想到那些数据日后会给自己带来生命危险。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人权现状，由于每个人的人脸识别数据早已成为公共部门的共用数据。通过一定的渠道，可以掌握特定血型的人脸数据，在大数据监控之下，结合实时盯梢，只要这个被盯对像出现空档时刻，无人照管、无人陪伴，随时都有可能被掠走，消逝得无影无踪。
如果不长期身处中国大陆，外界很难真实感受那种从“肉体”到“生存”灭绝带来的压力。如果一直不愿了解真相，对自己生存环境的险恶程度，也只能远远低估。然而，就像海啸来临之前，一派安宁，歌舞升平；但当望见滔天巨浪时，剩下的活命时间已是数以秒计。
就像二零二零年之后中国人口，当人们的注意力大都停留在能否出行、能否看病拿药，有几人回去注意周围究竟走了多少人？但当封城过去、春运过去、新年过去，却惊见城乡到处唱空城的时候，又有几人愿意和能够认清事实真相？
中国人的命运，只要还掌握在中共这个恶魔的手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流氓、无耻、凶残、邪恶，这些词都不足以形容掌控中国人那只西来魔掌的险恶。恶有恶报，老天在收人。然而，中共覆灭前的最后一搏，还会让中国人付出多少以性命为单位的代价呢？
荀子在《天论篇》里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天道不会因为有人做到了才存在，也不会因为有人去践踏而消亡。消亡的终归是人。顺应天道做人，人才能获得吉祥、绝处逢生，即便身处大乱之世，即便面对白衣恶魔、劫路叫兽、吃人公检法。
（本文略有删节，转载自明慧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