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50年多前，中共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那场运动的对象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思想和科学的载体，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消灭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场运动制造的严重后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旷日持久性；三是可传承的灾难性（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反右的传承）。我仅就中共用这场运动消灭知识分子这个结果谈谈我的见解。
中共要消灭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我先引用画家陈丹青一段演讲：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用今天的话评论陈丹青先生，应该称他是鲁迅先生最狂热的粉丝，他独独尊称鲁迅为“大先生”，他认为鲁迅若活着，是不会去参加79年中共的文代会的。陈先生依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党改造的鲁迅的品德和风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婴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1957年7月7日中共在上海与38名文化界人士座谈，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提问：“如果鲁迅在世，他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说，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957年的中共对鲁迅都要封口，何况对其他人呢？
陈丹青用画家目光审视的不仅是毛政权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相貌，也是他们坍塌了、扭曲了的灵魂。中共42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次对知识分子残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风的直接结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独裁专制的开始。而57年的反右，规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这场运动从社会属性上讲就是要打垮和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消灭他们独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会的力量，社会属性不再有了，知识分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作为右派的主体，是这样几部分人：
一、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中国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针对中共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
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中共和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提出意见。最经典的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中共摧毁知识分子的4种方法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尊严、理性、自主有一致性，中共反右就是从摧毁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入手，从而摧毁了全社会知识分子的灵魂。毛把整风中敢于或者被迫讲了真话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了“右派”这顶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的预演。我就从“右派”这顶帽子谈起。
1、“右派”帽子，相当犹太人身上的黄星。
中共为了建立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建国之后，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人为制造出“地、富、反、坏”阶级和阶层，另外还有“胡风分子”、“高饶分子”。上文归纳的右派主体的五类人，按照思想的光谱，基本与右不沾边，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中共统统给他们加了一顶“右派”帽子，在当时因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范围涌动，中国更是高唱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无疑是置“右派”于死地。中共在中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抛出的帽子，相当法律裁决，轻而易举就把一、二百万人和家属，一个大到上千万人的群体续在“地、富、反、坏”的后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公民权。
2、所有右派必须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公开检查，也就是公开认罪。同时要表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向中共具结画押。这是中共剥夺知识分子尊严最厉害的一手，尊严没有了，灵魂也就破碎了。
中共根据右派的职务高低，给右派也定了6个级别，一类最大，六类最小。1980年，为了准备国庆稿，我去采访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这次采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就因为吴先生讲的一句话：“我是第五类右派，是性质最轻的。”按照吴先生的级别至少是二类，定为五类明显是优待。讲到右派经历，吴先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是他对被划为五类，是心存感激的。每当我想到毛氏运动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剥夺，我总会想起吴先生的这句话。
中共正是根据每个人认罪的态度，又给右派定了五种处理方法。把最严重的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夹边沟全国几十个右派改造基地，无异于肉体消灭的集中营，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担了中共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饿死，已经越来越多见于史书，这是作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以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还有的被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农村接受改造。最轻的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拿20几元的生活费接受改造。
拒不检查的右派是极少数，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统战部管理的5个大右派之一彭文应，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彭文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资助过周恩来和多名共产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5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1957年，身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拒写检查。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奉命说服他认罪的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后一年，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获得改正，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并列，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当年的“反右前台指挥”邓小平，报复的就是彭文应不认罪的态度。
王怡先生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名被称为中国的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文中说：“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直到死。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分子最后的尊严，随着这些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随着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党表示感恩戴德。
3、对右派实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反右是中共实行大民主的试验，是文革的先声，是让中国人集体丧失人性的大动乱。
全国的人，包括右派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对待右派，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对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诛笔伐，揭发检举，人人必须学会撒谎，制造谣言，必须学会大义灭亲、上纲上线。使得右派处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无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惧受辱而自杀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为右派讲话，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报》一位老记者，是我的大学长，他当年被定为中右，他说，当时一听到班上一个左派的声音，心里就不停地哆嗦。
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唯一”的顾准的家庭变故，是颇具典型性的实例。读了朱学勤先生对顾准六弟陈敏之的采访《迟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顾准是57年、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惨。我摘一些内容给大家：“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蛰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又是个孝子。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1974年11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母子相见，终成泡影。
“1982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六叔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年2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他的女儿还说：“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今天强迫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接受和奉行的准则仍旧距离科学还远，这就是1957年中共为中国留下的遗产。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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