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左） 饒漱石（右）。（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54年8月17日清晨，「東北王」高崗在北京東交民巷8號宅邸吞服大量安眠藥（魯米那）身亡。高崗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政治局委員，是中共篡政後首位自殺身亡的極高層領導人，成了中共1949年後第一位「自絕於黨」的最高層高官。
我只是執行黨魁的意思！
這起轟動黨內的政治地震，拉開了共產政權內部殘酷清洗的序幕。高崗的死，不僅是一個政治明星的猝然隕落，更揭示了紅牆內「揣摩上意」者最慘烈的宿命。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宣告建政。然而，這群剛從窯洞和戰場走進大城市的土共，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百廢待興的經濟，以及複雜的國際形勢，內部權力分配立刻出現了劇烈摩擦——爆發於1953年至1955年的「高崗、饒漱石事件」（簡稱高饒事件）。這場鬥爭表面上是地方實權派對中央經濟、組織機製的挑戰，實際上卻是中共最高權力核心對接班人地位與路線方針的一次早期總決算。
1952年秋，為了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毛澤東將地方實權派諸侯調入北京中央任職，包括東北局的高崗、華東局的饒漱石、中南局的鄧子恢、西南局的鄧小平、西北局的習仲勛，人稱「五馬進京」。
1952～1953年間，毛澤東確實多次私下對高崗表達對劉少奇及周恩來的不滿。毛澤東對劉少奇推行的「新民主主義秩序」、鞏固富農經濟政策以及周恩來的財經政策極度不滿。毛多次在私下場合向位高權重、手握大區實權的高崗「交底」，抱怨劉少奇「思想右傾、不走社會主義道路」。
高崗自恃深受毛的信任，將毛的私下抱怨視為最高旨意，遂在進京擔任國家計委主席後，廣泛動員軍政大員（包括彭德懷、林彪等），試圖在組織上逼退劉少奇、替換周恩來，甚至覬覦黨的副主席或總書記職務。高崗一廂情願地以為毛的私下交底為授權，發動對劉、周的串聯，後因鄧小平、陳雲向毛報告，毛為維護全黨體制穩定而選擇切割高崗。
根據海外解密檔案、非官方會議紀錄以及黨內高級幹部私下流傳的秘辛，高崗在服毒前曾向專案組留下了一封極具震撼力的申訴信。高崗秘書趙家樑也證實，高崗死前留有致毛澤東與中央的遺書，信中字字血淚：他堅稱自己絕非要「反黨」，私下針對劉少奇、周恩來的種種串聯與攻擊，完全是在執行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
昨天的「心腹」瞬間成了維持權力平衡的代罪羔羊
高崗萬萬沒有想到，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察覺異動並向毛澤東集體發難、威脅到黨內官僚體系的整體穩定時，毛澤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切割。毛將所有責任推給高崗，指責其搞「獨立王國」、「野心家逼宮」。
與高崗同時被打落深淵的，還有當時掌管中組部的「華東王」饒漱石。這兩位都是曾經威震一方的大區首長。
其實，高崗在1954年8月17日自殺前，曾於同年2月17日「座談會」期間企圖開槍自殺，當時被同僚及警衛阻止。不過，高崗在經歷了數月殘酷的黨內批判、同僚背叛與人格侮辱後，意識到自己已無翻身可能，終究還是服毒自殺了。
饒漱石則被捲入了一輪又一輪政治誣陷的泥潭中。饒漱石於1955年3月被正式逮捕，此後捲入「潘漢年案」等連環政治案，遭長期關押，至1965年才獲形式判決（有期徒刑15年，仍繼續關押）。文革期間繼續囚禁於秦城監獄，於1975年3月2日因肺炎病逝，關押時間長達近20年。
高崗的悲劇在於他真以為自己是黨魁的寵臣，卻不知自己只是權鬥過程中一枚隨時可以被犧牲的棋子而已。1949年後中共急於建立蘇聯式的中央高度集權體制。所謂的「五馬進京」表面上是重用地方大員，實質上是收回東北、華東等大區的財政與軍政獨立權。高崗掌管的國家計委被稱為「副總理府」，與周恩來的政務院發生嚴重碰撞。高崗的倒台，宣告了中共地方割據勢力的徹底終結，確立了中央集權的絕對壟斷。
他們的悲慘終局也等於是徹底洗刷了篡政初期地方諸侯的勢力，向全黨展示了權力核心的冷酷無情。回顧這段禁忌歷史，其實也可以發現中共高層權鬥的核心邏輯從未改變。毛澤東利用高崗去打擊劉少奇的威信，是典型的「借刀殺人」與「引蛇出洞」。當高崗引發全黨高級幹部的集體恐慌時，毛順水推舟將高崗拋出，既敲山震虎威嚇了劉少奇，又消滅了一個掌握地方軍政實權的山頭。
高崗用安眠藥結束生命，留著餘命的饒漱石則是從「高饒反黨聯盟」到後來的「潘漢年、揚帆、饒漱石反革命集團」，罪名不斷疊加，經歷了長達二十年的長期關押，精神與肉體備受摧殘。這也可以說是斯大林式血腥清洗在中國的第一次演練，當然也是極權體制基因的必然產物——共黨的最高領袖具有不可挑戰的裁判權，任何揣摩上意、參與派系傾軋的高官，只要威脅到最高領袖的統治秩序，隨時會被定義為「反黨野心家」。
高崗的自殺與饒漱石的監禁，標誌著中共黨內鬥爭不僅僅只有延安整風式的思想洗腦，還加之肉體消滅與長期禁錮，而高崗、饒漱石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也為在中南海權力遊戲中「揣摩上意」的人寫下了最真實的警示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