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岸信託（AI製作）
很多人認為，中共推出離岸信託徵稅新規，只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我認為，不僅如此。
它是在用帶血的鋼刀劃定政權與個人財富之間的關係。
這不僅是一項稅收政策調整，而是在土地財政衰退、經濟增長放緩、地方債務壓力加劇的大背景下，中共對財富、產權和權力關係的一次重新定義。
過去幾十年，中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財富生態：
權力在國內運行，權貴和菁英財富通過全球金融體系尋找出口。
香港、新加坡、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成為許多中國高淨值人士進行財富隔離、資產傳承和風險規劃的重要工具。
其中一部分是正常商業安排。
但在中國特殊的權力結構下，存在大量財富與權力交換、利益輸送、資本外移交織的灰色空間。如今，這個空間正在迅速縮小。
2026年7月24日，中國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於離岸信託個人所得稅有關事項的公告》，明確強化對中國稅務居民離岸信託資產的稅收監管。
表面看，這是一次稅收制度調整。
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它釋放出的信號：
過去那些被認為可以在國家控制範圍之外存在的財富空間，正在被重新納入國家權力體系。
一、離岸信託財富不再有海外避風港
過去，很多中國富豪相信，只要通過複雜的離岸結構，將資產放入香港、BVI、開曼等地的信託架構，就可以實現財富隔離。
這種安排建立在一個前提上：
資產在海外。身份在海外。結構在海外。
因此，國內監管難以觸及。
但全球金融透明化讓這一切很容易突破。
隨著CRS（共同申報準則）等國際金融信息交換機制的發展，過去依靠多層公司、複雜信託架構隱藏財富的時代正在結束。
更重要的是，中國此次強調「穿透式監管」。
所謂穿透，就是不再只看法律形式，而是追問：
誰是真正控制者？誰是真正受益人？誰擁有實際支配權？
這意味著，過去依靠法律結構製造的隔離層正被拆除。
問題變成：
政權認為你仍屬它的管轄範圍。
二、從土地財政到海外財富的徵收邏輯
過去幾十年，中國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之一是土地出讓。
房地產高速發展時期，土地財政主要支撐了地方政府龐大的開支體系。
但隨著房地產市場萎縮，土地收入下降，地方財政壓力暴增，加上中國整體經濟下滑加速，傳統增長模式難以維持，就得尋找新的財政來源。
於是，過去長期存在於海外、並游離於傳統監管之外的大量財富，毫不意外的被盯住了。
這種財政邏輯變化：從過去依靠經濟增長獲得增量財富，轉向重新審視社會中已經形成的財富存量。
前幾年對國內民營企業的狂擼猛砍，到現在對境外資產的明明知道索要，讓多少海外高調富豪或隱匿權貴頓時驚慌。
三、真正緊張的是權力與財富結合的群體
普通企業家面對新規肯定肉緊，但可以應付：補稅。罰款。合規。
但是，對於某些特殊群體而言，問題遠不止如此。
中國長期存在一種特殊現象：
官員掌握國內權力；配偶、子女或關聯人士在海外生活；財富通過海外公司、信託等形式進行隔離。
這種模式曾經形成一種特殊的「雙重結構」：
政治身份留在國內；財富安全放在國外。
過去，這種安排存在一定隱蔽空間。
但習近平雖然是渾、橫、狠、蠢，但是中國是極端一體化的社會，出人頭地只有一條窄道，所以，習近平有人才供他趨使。
中共掌握金融數據聯網、跨境信息交換以及穿透式監管，讓海外資產難以隱藏。
對於那些財富來源與權力運行高度相關的人群而言，問題不是稅務，而是涉及財富來源、權力尋租以及政治責任。
習近平藉此可以對核心利益圈的忠誠度和奉獻精神過一下篩子。
過去認為最安全的海外賬戶，可能變成最危險的證據鏈。
四、控制國門和控制財富是同一種治理邏輯
最近的出入境管理新規，體現的是對「人的流動」的強化控制；離岸信託監管，體現的是對「財富流動」的全面接管。
兩者背後是同一個邏輯：
國家—政府—黨—黨魁的權力在進入一些原本沒有完全控制的空間。
在過去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存在一定灰色空間。
人可以流動。資本可以尋找出口。社會可以保留一定彈性。
這種彈性曾經推動經濟發展，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活力。
但隨著「總體國家安全觀」和「共同富裕」理念的落實，原本屬於個人、市場和社會領域的有限空間，被重新納入政權安全框架。
人的流動需要安全審查。
財富流動需要安全審查。
信息流動需要安全審查。
最終形成的是一種高度整合的控制體系。
五、當斧頭揮向鐮刀——權力收緊財富充公
如果說過去幾十年，中國財富增長過程中形成了一批依靠權力資源積累財富的群體，那麼今天，他們也成為新的監管對象，甚至是需要清洗的對象。
今天的共同富裕，就是建政初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公私合營。加上文革最瘋狂時期對最高權力的效忠，和爭奪權力的血拼，接下來可能會有更多的權力較量。
離岸信託新規值得關注的不僅是20%的稅率，它是習近平能夠容忍民間掌握多少財富和自由度的新規。
過去，許多人相信：只要有錢，就可以獲得安全。只要資產在海外，就可以獲得保障。
但今天，掌握高科技、雲計算、數字集權、全球金融體系電子化的中共暴政，可以隨時將一切收歸黨有。
習近平的共產原教旨主義，並不只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在現實制度中逐漸明確體現的事實。離岸信託新規真正揭示的，是一個時代的變化：那個認為經濟開放必然帶來政治開放、財富增長會帶來自由空間擴大的時代幻想，正在被現實撞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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