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哥哥姐姐一起吹呼：「爹回來了！」。（圖片來源：AI製圖/看中國）
前言：本回憶錄以本人曲折複雜的人生經歷為軸線，力圖通過我的人生經歷反映我所經歷的中國大陸社會各個時期的真實面貌，以還原被中共當局刻意扭曲了的歷史真相，所以回憶錄中對我周圍的社會現實的記錄和分析較多。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己經守住了。─
摘自《新約聖經》.提摩太后書.4章.7節
提要：「元記字號」毀於戰火，祖父去世，陳氏家族失去維繫紐帶，分家，母親力爭子女撫養費，母親高超的廚藝，軟硬兼施促父親戒掉抽鴉片劣習，為生計父親冒險往淪陷區跑行商抗戰勝利帶來的喜悅，汪山的美好記憶，父親與盧先生剋服重重困難赴長沙創建「廣大藥房」⋯⋯
隨著太平洋戰爭的進展，日寇在中美英聯軍的沈重打擊之下，海空軍損失慘重，不得不從中國戰場抽調陸空軍去太平洋戰場，此外隨著中美空軍力量的加強，日寇已無力對重慶進行大規模的轟炸，天上飛的也多是中國和美國的軍民用飛機。我記得我和哥哥姐姐有時在屋外的平台上看見有大型民航機飛過，就會一起吹呼：「爹坐飛機回來了！」結果大多是空歡喜一場。
抗戰爆發後不久我家在重慶的字號就被日機炸毀，再加上與江浙一帶的交通中斷，「元記字號」的生意已無法繼續營運，家裡雖還有些資產積蓄，但鑒於當時抗戰形勢的嚴峻，似乎還看不到勝利的希望。後來陳家的頂樑柱我的祖父因患痢疾久治無效而去世，祖父去世時我還太小對他沒有什麼印象，只是後來從留下的祖父去世時向親友、同仁發布的一份訃告上看到過他的遺像，那本訃告暗藍色的封面中上方有一個楕園型的白色區域裡面嵌著祖父的半身遺像，四方臉、稍胖、面目慈祥、戴一頂黑色瓜皮帽、身著一件黑色高領馬褂。祖父死後作為把陳氏家族維繫在一起的最後一根紐帶也消失了，在此之前另一根紐帶「元記字號」早已土崩瓦解了，分家就成了必然要發生的事情。
分家由我的祖母主持(我的祖父母比較開明不僅給兒子而且也給女兒繼承權，但我的四姑媽嫁到上海因家境富裕而主動放棄繼承權)。我母親考慮到四房人家：我家，我大伯、二伯去世得早，他們的子女均已在讀大學、中學，三姑父從學徒做起，做生意精明能幹，他的子女也大都在讀大學中學，只有我父親在上海唸完高中後和我母親結婚，後來來到重慶，雖也在字號裡做事，但主要的經營活動都由我的祖父、三姑父和其他幾位幹練的資深員工進行，我父親雖為人謙和但不精於生意，而我家五個兒女最大的才剛唸初小。我父親因排行最小，從小深受祖父母的寵愛，養成了一些不良習氣，喜歡吃喝玩樂，還養成了抽鴉片煙的劣習。
所以分家時，我母親向祖母提出：其他三房的子女均已由未分家前家族共有的錢財養大、已經或正在完成學業，只有我們這一房，五個兒女年紀都小，今後要撫養成人這筆費用要由我們一房來承擔有失公平，所以母親向祖母提出應在財產中先提出一筆錢作為我們這一房的子女撫養費，餘下的財產再按四房平分，其間雖也有些爭執，但在祖母的協調和我母親的據理力爭之下終於同意了這一分家方案。
分家後，我母親採取斷然措施迫使我父親戒掉了吸鴉片的劣習。首先母親曉之以利害：原來祖父在，字號的生意也興隆，你抽鴉片這點開支尚無足輕重，現在作為靠山的老太爺去世了、字號也沒有了、家也分了，最大的女兒才剛讀初小，你再抽鴉片，把分得的這點財產抽光了拿什麼養活一家七口人？說得父親無言以對，只好答應下決心戒掉鴉片。於是母親買來戒鴉片的藥物、斷絕鴉片的來源、戒菸期間不准父親出門(防止他到鴉片煙館去抽鴉片)、謝絕所有抽鴉片的親友來訪。戒鴉片是一個十分痛苦艱難的過程，為減輕戒菸期間對身體的負面影響，母親親自下廚為父親做一些富有營養的美味佳餚供父親滋補身體，在母親的軟硬兼施和父親的堅持之下，父親終於戒掉了多年抽鴉片的劣習。
這期間我母親做的菜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母親為何能烹製出讓飽食各種山珍海味和美味佳餚的陳家三少爺(我父親在他們兄弟中排行第三)都讚不絕口的菜餚呢？說起來是有一番來由的。我的祖父母對於吃是非常講究的，所以很早就把重慶有名的「百陵餐廳」的掌廚大師傅老王(不是前面寫到的在汪山的那個老王)用高薪請到自己家裡來當大師傅，專門為陳家人烹製美味佳餚和各種點心。這位王大師傅不僅擅長川菜、江浙菜的烹製，也精於製作各種精美的點心。
我母親嫁到陳家後不久，便和父親一起從上海來到重慶，在家裡當起了少奶奶，除了出去上街或觀賞京劇之外，一天到晚無所事事，這對於一個從小做慣家務又在紗廠做過童工的她來說，一下子還很難適應這種無憂無慮、無所所事事的悠閒生活。所以有時母親會到廚房看王大師傅做菜、做點心，有時也在廚房裡幫一點忙。我母親是個極聰慧的人，記性又好，許多事一看就會，王大師傅也不會擔心陳家少奶奶會學了他的絕活來搶他的飯碗，所以也樂意教她幾手，這樣我母親不經意之間就從王大師傅那裡學會做得一手好菜和各種精美的點心，不過以江浙風味為主，因為陳家人雖來四川多年仍不適應川菜的麻辣味。
母親不僅菜做得好，點心也做得非常好，不僅做的湯包裡面有湯，就連鍋貼(煎餃)、蒸餃、春卷一咬開裡面也有湯，加之餡子用料十分講究，多為里肌肉絲、雞絲、冬筍、韮黃、口磨(張家口外內蒙古一帶產的小乾磨菇味極鮮香)、香菇……等，凡吃過的人無不拍手叫絕。
父親戒掉鴉片後，雖然分家分得的財產尚可維持較為優裕的生活，但母親知道長此坐吃山空，總有錢財耗盡的一天，在母親的支持和鼓勵之下，父親與朋友一起去跑行商，來往於四川與淪陷區之間做生意，因中日交戰，有時貨物要通過戰線；有時要面對土匪、幫會的搶劫和敲詐。戰時許多地方缺少甚至沒有交通工具，須騎馬、乘滑竿(四川人把人力抬的轎子稱作「滑竿」)或步行；有時要從上海繞道越南經昆明再乘汽車或飛機回重慶，所以當時到淪陷區跑行商不僅充滿風險，而且也耗費時日，有時跑一趟要花費一個多月時間。
我曾聽父親說過，有一次他和同行的商人一起帶著貨物到達長江沿岸的一個小城鎮，遇到一夥幫會的人前來找麻煩，對方先放出幫會的黑話試探父親他們的來路。當時父親一想，壞了！這下財物難免被洗劫一空(幫會成員通常不會傷人性命，除非你反抗)，不僅二、三十天的辛苦白費了，還會落得個血本無歸的結果。
因「元記字號」裡負責貨物運輸的員工有不少是入了幫會的(字號裡沒有這些具備幫會背景的員工是無法保障貨物運輸沿途的安全的)，父親在字號裡做事時，從這些人那裡熟悉了幫會裡的許多黑話和規矩，想到血本無歸的後果，和一家人今後的生活，父親不得不冒險用他掌握的幫會黑話與對方應答(如被發現外人冒充幫會成員是會遭到嚴懲的)，幾個來回下來，父親沒有露出什麼破綻，此時對方認定父親他們也是幫會的成員，於是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對我父親一行人非常熱情客氣，一起喝茶飲酒(當然是由我父親他們花錢)，並派人把我父親他們一行人和貨物安全送到下一個碼頭，並交待該碼頭幫會人員給予關照，就這樣一站一站一路順利，人和貨物都安全抵達重慶朝天門碼頭，這當中免不了要按幫會的規矩付給各碼頭幫會一些費用。這大概是我父親舒適、安逸的一生中所經歷的唯一的一次風險。
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歷時八年，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史無前例(指一九四九年年前的歷史上無前例)的深重災難的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我記得勝利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上飛機飛來飛去，不時投下一顆顆耀眼的照明彈，把汪山和整個重慶都照得如同白晝一樣，五顏六色的探照燈的光柱在夜空上不停地掃來掃去，鞭炮聲、歡呼聲此起彼伏、不絕於耳，整個中國大地沉浸在一片歡騰之中，當這苦難深重的民族正在忘我慶幸多年不斷的苦難終於熬到了盡頭的時候，恐怕誰也不曾意識到一場更為深重、更為持久的共產極權統治的災難正在虎視眈眈地等待著他們。
這場戰爭給陳氏家族造成的災難不過是「元記字號」各地鋪面被毀、交通中斷物資商品無法流通及祖父母的過早去世，導致「元記字號」的解體，以及戰時物資匱乏給生活造成的不便，這比起淪陷區各個家族、家庭在這場戰爭中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及在日偽統治下當亡國奴所蒙受的屈辱和苦難來根本算不了什麼。
抗戰勝利後不久，我們全家也離開了汪山，搬到重慶南岸一個叫葡萄院的地方，儘管當時年紀很小，但汪山已在我心裡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我記得，在我家右上方有一所平房，住著伍大爺一家，伍先生是「元記字號」的老員工，另一家是從浙江逃難到重慶，又因躲轟炸搬到汪山的盧庭芳先生一家(盧先生比我父親要小幾歲)，他們兩家常到我家串門。在我家右下方的山腳下，有一所左邊蓋瓦右邊蓋茅草的平房，蓋瓦的那一邊住著張大爺一家(張大爺是當地有名的花匠)，張大爺家的旁邊有一株很大的白蘭花樹，白蘭花盛開時，張家摘下白蘭花到市場上出售，也時常送一些給我母親。張大爺為人豪爽、樂於助人，對從外地搬到汪山躲飛機的外來人，經常給予各種幫助，張大爺以幫大戶人家種養、修剪花木為生，像汪家花園、王陵基家花園……的花草樹木都是由他種養、修整。
對張大爺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家裡的大師傅老王不知是從哪裡抓到一窩剛出生不久的嫩紅色還未睜開眼睛的小老鼠，大約有七、八個吧，我母親立即打發人到下面去叫張大爺來，母親倒了一杯白酒、一小碟醤油和用紙包著的那一窩小老鼠放在餐桌上，張大爺來後十分高興，坐下後便用筷子夾起一隻嫩紅的小老鼠往醤油碟裡一醮，便往嘴裡一送，一邊吃一邊喝酒。當時我驚詫不已，一個個活生生的小老鼠未經過任何烹飪加工便被這樣吃下去了，而且還吃得那樣津津有味。
汪山附近有個風景名勝叫周武山，那裡的廟會是十分熱鬧的，記得母親帶我們去周武山趕廟會，因我年紀小便由大師傅老王背著，有一段路十分危險，一邊是懸崖，路又窄又陡，老王不僅用腳而且不時還要用手協助攀爬，我看到懸崖下面的深淵非常害怕，好不容易才到達廟會現場，只見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比肩接踵，賣什麼東西的都有，還有耍猴的、玩把戲的、賣藝的，那裡的廟宇十分雄偉，燒香拜佛的人絡繹不絕。
沿汪山下面的公路往右走，公路旁有一個長方形的水庫，當地人叫它「大堰塘」，每到夏天不僅有人在大堰塘四周釣魚，還有不少人在大堰塘裡游泳，我們一家人也常到那裡去玩，父親會在堰塘裡游泳，母親帶著哥哥姐姐和我常在堰塘尾部的壩上用笤箕上放點米飯用一根細繩吊起放到堰塘裡去撈小魚蝦，年紀大的堂兄們常在堰塘邊釣魚，有次正鴻堂兄(他當時在重慶唸大學)釣了兩條一尺多長的大魚，引得我的父母和周圍的人一片嘖嘖稱讚。玩累了還可到大堰塘大壩上的茶館裡去乘涼休息、喝茶和吃點心。那是我們這些小孩子最開心的時刻。有時父母親也會在鮮花盛開的季節帶我們到汪家花園、王陵基家花園和梅嶺三姑媽家去玩、去賞花。每到這個季節還會有不少城裡來的遊客到這些地方來玩。那時汽車很少，交通主要靠騎馬、坐滑竿(一種兩人抬的竹製轎子)和步行。有時母親也會帶我們進城去玩，先坐滑竿到重慶南岸的龍門浩碼頭，然後乘輪渡過江，又乘纜車上到望龍門碼頭，才算是進到城裡的街上了。離開汪山已七十多年，但那裡的青山綠水、秀麗的風景和往事依然魂牽夢繞在我的心中，令我難以忘懷。
隨著抗戰的勝利，各地交通、商業開始恢復，「元記字號」及其分號均已土崩瓦解不復存在，八年來坐吃山空，家裡乘下的資產除了汪山的住房和城裡的地皮(地上的鋪面已毀於日機的轟炸)之外只有一些珠寶手飾，已沒有多少現金，要重新恢復元記字號已非易事。抗戰期間父親雖冒著生命危險往來於重慶與淪陷區之間跑行商也賺了一些錢，但為數終究有限，加之戰時大量難民湧入四川、交通中斷造成物資供應緊張，致使物價飛漲，而要維持一家十二口(一家七口人加上外公外婆、兩個奶媽和一個大師傅)過慣了的優裕生活的人家的開支是很大的。所以到抗戰勝利時經濟已感拮据。
此時住在我家右上方房子右側的浙江寧波人盧庭芳先生，因為都是下江人(四川人把逃難來四川的江浙一帶人稱作下江人，意思是住在長江下游的人)無事時，常到我家擺龍門陣(四川人把閒談叫作「擺龍門陣」)，此人見多識廣，又有文化和我父親一樣都唸了高中(這在當時的中國算是很高的文化了)，盧先生一家五口逃難到重慶多年，也到了家資耗盡的地步，盧先生原先經營過西藥，對西藥生意比較內行，抗戰勝利後他也想重整舊業，可惜無資金重整旗鼓。而我父親原也想重整「元記字號」的舊業，但因世事變遷，四川與江浙的交通日趨便利，不僅有水路、公路還有航空，導致做四川、江浙兩地生意的人越來越多(這與戰時大量江浙人湧入四川有關)，這使得把四川的土產、藥材、酒類、桐油、醤菜…...運往江浙一帶；把江浙一帶的海產品、日用百貨和進口貨物運到四川這一行業的利潤已遠沒有我祖父他們於民國初年剛入川時那麼豐厚，競爭又十分激烈。對此我父親也想改做其他生意，但苦於無門。
此時盧先生建議我父親與他合作，一起到湖南長沙去做西藥生意，之所以選擇去長沙是因為長沙西醫剛開始流行，相對江浙人來說比較保守的湖南人很少涉足西藥行業，盧先生又有同鄉在長沙經營西藥生意，知道長沙西藥行業潛力巨大。當時長沙有享譽全國的湘雅醫學院和湘雅醫院，素有北協和南湘雅的美譽。現代中國西醫泰斗張孝騫、湯飛凡都出自湘雅醫學院。此外長沙還有法國教會辦的仁術醫院和許多外國教會及私人開設的西醫院，所以長沙西藥業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因我們住在汪山時，附近汪家花園的主人汪醫生，便是留法回國行醫的醫學博士，汪醫生以他精湛的醫術和西藥醫治好了許多當地村民和難民，其中許多是服中藥久治不癒的病人，這給頭腦靈活、目光敏銳的母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小時候在汪山都到汪醫生那裡看過病，且效果不錯，母親看準了西藥行業的巨大潛力，力主父親與盧先生合作到長沙去開西藥房，當時盧先生境況也不佳；我家也沒有多少現金，但盧先生熟悉西藥行業又有進貨渠道，在西藥行業的熟人朋友也不少(當時西藥行業從業者多以江浙人為主)，盧先生和我父親苦於資金不足決定共同想辦法籌集。
父親把在重慶城裡的一塊地皮賣了六十兩黃金(汪山的房子是沒有人買的，難民們都忙於回老家，本地村民自己都有房子，也沒有餘錢買房)，盧先生找他的三哥借了一些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