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拍攝於1967年7月的大躍進時期。（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中國自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引發了一場空前的大饑荒。在數千萬民眾食不果腹、甚至在饑餓中死去的同時，各級官員的生存狀況卻與普通民眾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場充滿謊言與隱瞞的災難中，各級官員究竟是欺騙者，還是同樣的受害者？長期以來流傳的將這場災難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的說法，是否經得起歷史檢驗？
圍繞這些問題，許多中外專家學者進行了長期調查與研究，其中包括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楊繼繩通過大量調查和史料分析指出，如果說這場大饑荒是一場「人禍」，那麼其責任並不僅限於抽象的制度，而是具體體現在各級官員的行為之中。他認為，各級幹部在這場災難中扮演了「人禍」始作俑者的角色，而這種風氣並非始於「大躍進」，而是在中共早期的延安時期就已經逐漸形成。
楊繼繩指出，在高度集權的體制下，幹部及其家屬普遍存在多吃多占的現象。
幹部特權
根據楊繼繩的調查，在大饑荒時期，基層食堂成為幹部多吃多占的重要場所。糧食、大餅、肉、魚等普通百姓難以見到的食物，在不少地方卻可以通過食堂為基層幹部所享用。這些基層幹部主要是為了保證自己及家屬吃飽。當時民間流傳著大量順口溜，例如「工人吃一兩，餓不死小隊長；工人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形象地反映了基層幹部和管理人員所享有的特權。
一些基層幹部甚至利用手中的食物作為交換工具，誘騙或強迫婦女發生性關係。給對方一塊餅，便要求與其同睡，這類事情在當時屢見不鮮。在普遍饑餓的環境中，權力與食物緊密結合，演化為赤裸裸的暴力與壓迫。
在基層尚且如此，越往上層，特權現象就越嚴重。楊繼繩在其著作中提到，甘肅省委書記張仲良外出考察時拒絕食用農民提供的飯菜，而是由蘭州飯店每日派專車送餐。蘭州飯店當時是全省條件最好的飯店，相當於今天的五星級酒店，其供應的自然不是普通飲食。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則長期在重慶潘家坪的幹部高級娛樂場所中享樂，每日吃喝玩樂，晚上還要聽堂會，由演員單獨為其演唱戲曲、播放電影。這類情況在高級幹部中並非個例，只是由於檔案資料保存的原因，外界能夠確切掌握的主要是李井泉和張仲良的情況。
楊繼繩指出，在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中，只要掌握權力，腐敗幾乎不可避免。幹部擁有絕對權力，可以一言九鼎，任何提出異議的人都會立即遭到打擊報復，甚至被置於死地。
儘管這些行為在表面上屬於個人行為，但楊繼繩強調，其根源在於制度本身。正是制度塑造並縱容了這種個人行為。當然，在幹部群體中也並非沒有例外。極少數幹部因堅持原則而無法獲得特殊照顧，甚至在饑荒中被活活餓死。楊繼繩認為，恰恰是這些在饑荒中餓死的幹部，才是真正的好幹部。
事實上，這種幹部享有特殊飲食待遇的做法並非始於「大躍進」。從延安時期開始，中共內部就形成了「小灶、中灶和大灶」的制度：高級幹部吃小灶，中級幹部吃中灶，普通幹部和士兵則吃大鍋飯。這種等級分明的生活待遇，成為黨內長期存在的傳統。
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中共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王實味曾在《解放日報》發表雜文《野百合花》，尖銳批評延安幹部等級制度森嚴，形容其為「食分五等，衣分三色」。他指出，高級幹部不僅配備小灶，還擁有炊事員、警衛員和勤務員；中央委員吃小灶，中級幹部吃中灶，普通戰士只能吃大鍋飯。王實味還批評中共高層領導每週末舉行舞會的現象。此後，他在「搶救失足者運動」中被劃為「托派分子」，遭到監禁，並於1947年被處決。
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官員被明確劃分為30個級別。即便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期，正科級以上的17級幹部每月仍可額外配給黃豆兩斤、白糖一斤；副廳局級以上的13級幹部每月可額外獲得豬肉兩斤、雞蛋兩斤、白糖一斤；而副省軍級以上的8級高幹，每月可額外配給豬肉四斤，其它緊缺食品的供應量也比下一級幹部成倍增加。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即使全國處於極端困難時期，高級幹部和一定層級以上的幹部依然能夠獲得特殊照顧。
1960年，河南省在最困難的時期召開了著名的「雞公山會議」。雞公山位於豫鄂交界的武勝關一帶，山上分布著許多小別墅。當時雞公山尚未通公路，參會幹部是由饑餓、瘦弱的農民用擔架一人一人抬上山的。這些農民抬著體態肥胖的幹部登上山頂。
會議期間，幹部們上午開會，中午午休，下午吃西瓜，餐桌上雞鴨魚肉一應俱全。會議持續了整整一個月。當時參加會議的信陽地區婦聯主任李瑞英目睹這一切，內心難以接受。她認為，在農民大量餓死的情況下，這樣的會議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諷刺。
捂蓋子
楊繼繩指出，這次會議由河南省委召集，其核心目的並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捂蓋子」。中央已得知信陽地區發生大規模餓死人現象，而省委則試圖淡化問題，聲稱並未發生嚴重饑荒，藉此掩蓋餓死人的罪行。
會議召開於1960年7月，正值全國形勢最為困難之時。此前，「信陽事件」已經暴露出來，但關於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外界存在巨大分歧，有人說是30萬人，有人說是70萬人，甚至有人認為接近或超過100萬人。這次會議的重要任務之一，正是統一口徑，決定向上匯報的死亡數字。
根據事後披露的資料，1960年7月，在信陽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期，中共河南省委在雞公山召開信陽地委擴大會議，全面貫徹省委確定的「捂蓋子」精神。信陽地區行署專員張樹藩在回憶文章《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中寫道，這次會議的目的在於統一認識，縮小問題的嚴重性，繼續肯定所謂的「大好形勢」。
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回憶說，儘管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並未出席會議，但會議的基調基本體現了他的意圖，即避重就輕，不觸及實質問題。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在總結發言中，只做了一些輕描淡寫的檢討，完全迴避了餓死人的核心問題。
余德鴻指出，當時省委明確不允許談論餓死人的情況，相關報告不得向下傳達，只能將大規模死亡解釋為「浮腫病」或「瘟疫」。路憲文的檢討材料中也僅限於這些表述。當余德鴻私下將材料在幹部中散發後，反而因此遭到批判。這正是典型的「捂蓋子」行為。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基層幹部明知糧食嚴重不足，卻仍然不斷上報「高產衛星」。楊繼繩指出，這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風氣。在當時的政治邏輯下，說假話的直接後果並未被充分意識到，人們仍沿用「吹牛不納稅」的傳統觀念，未能認識到虛報產量最終會導致更高的糧食徵購任務。
更重要的是，不跟隨這種虛假宣傳的幹部往往會遭遇嚴重後果。1958年，湖北省麻城縣建國公社上報畝產三萬六千斤的「高產衛星」。該公社黨委書記最初並不願意配合造假，曾試圖加以抵制，卻因此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遭到勞改多年。1962年雖獲甄別平反，但未能恢復職務。
改革開放後，「麻城三萬六」已被公認為一樁典型的政治造假事件。然而，由於歷史真相長期被掩蓋，這位當年的黨委書記反而揹負了罵名。人們在路上指著他的背影譏諷他是「三萬六」的造假者。他本人有口難辯，長期承受屈辱。直到他的兒子查閱檔案，證實父親正是因抵製造假而受整，才將真相寫成文章，發表在《炎黃春秋》上，輿論才逐漸發生轉變。
類似的情況在信陽地區並不罕見。余德鴻回憶說，凡是敢於揭露問題、堅持說實話的幹部，幾乎無一例外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被扣上「否定三面紅旗」等政治罪名。
張樹藩在遭到批鬥期間，其妻子、時任信陽地委委員兼婦聯主任的李瑞英奉命率工作組前往雞公山公社，總結畝產萬斤水稻的經驗。在調查中，她發現所謂的「高產典型」完全是造假。她隨即以工作組名義要求信陽地委為雞公山公社調撥21萬斤糧食，卻因此同樣遭遇厄運。
余德鴻評價說，張樹藩和李瑞英夫婦為人直爽，堅持講實話，指出「豐收是假的，餓死人是真的」。然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說出這些事實本身就成為一種罪過，最終兩人都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嚴厲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