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軍委大清洗（圖片來源: 公用領域 盛雪X賬號）
【看中國2026年2月6日訊】二十屆中央軍委在短時間內被「打空」，成了理解當下中國權力結構的最好切入口。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張又俠、軍委委員、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立先後「審查調查」，加上此前被處理的副主席和委員，現在除了軍委主席習近平以及新近補上的一名副主席外，這一屆軍委幾乎名存實亡。官方話語一邊高調強調「軍委主席負責制」，一邊在《解放軍報》上反覆要求「堅決聽習主席指揮、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把「讓領袖放心」公開寫進軍隊政治要求。在這種背景下，很自然會冒出一個問題：在清洗了被視為「最親信」的將領之後，習近平會走到什麼地步？是收手，還是進一步把權力擰緊？
不放心的領袖，和「被毀滅」的軍委
二十大之後，新的中央軍委幾乎被視為「習家軍」的總匯：張又俠任第一副主席，何衛東任第二副主席，委員包括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和張升民，再加上軍紀委書記張升民，幾乎清一色是習近平親自選拔。
短短兩年不到，外長秦剛「失蹤」、國防部長李尚福被查，2025年10月何衛東、苗華被同時開除黨籍軍籍，張升民火速遞補副主席，何衛東也成了近六十年來首位在任內被清洗的軍委副主席。半個月後，張又俠在《人民日報》表忠心，警告軍中要防「做兩面人，搞偽忠誠」，不久自己也被宣布「審查調查」，同時落馬的還有劉振立。
從結果看，這一屆軍委幾乎被「連根拔起」。從程序上說，一切都披著「嚴格執紀」「反腐敗」的外衣；從政治邏輯看，更關鍵的詞是「讓習主席放心」。軍報的排比句，沒有強調製度安排，也沒有強調集體領導，而是把軍隊政治要求濃縮成「聽習主席指揮、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這組話語很少提「軍委」兩字，幾乎把「軍委主席負責制」直接等同於「對一人負責的制度」。
政治學者吳國光認為，把這種狀態概括為「獨裁者的螺旋」：最高權力者只要遇到一點「不如意」，就會歸因於「權力不夠」，於是追求更多的權力；權力越集中，信息越失真，不如意的事反而更多，於是又要更大的權力，如此循環不止。張又俠事件，很像這個螺旋的標記：在軍中最被信任的一位「老戰友」倒下了，說明「信任無上限」的年代結束了，「不放心」成了新的常態。
要看清今天的局面，需要把視線拉回到毛時代。以毛澤東為例，他在文革中做的事可以簡單概括為兩步：先借群眾運動打碎行政系統，再借軍隊收拾殘局。1966年以後，大量幹部被打倒，政府和黨務系統陷入癱瘓，毛隨後推動「軍隊支左」「三支兩軍」，在很多省市成立以軍人為主的「革命委員會」，通過大規模「軍管」把局面強行穩住。
在這一階段，解放軍成了唯一有效的權力支柱。問題在於，軍人不只是「工具」。軍隊在地方全面接管權力，也在客觀上獲得了獨立政治影響力，尤其是軍中第二號人物林彪，不僅是毛指定的接班人，也掌握著重要軍權。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林彪被定性為「叛黨叛國」，軍中高層隨之遭到整肅，大批與他有關的幹部被清洗，軍隊政治格局又被打碎重建。
簡單說，毛在文革中兩次用軍隊改變格局：一次是借軍隊打碎舊的文官系統，奪回被劉少奇稀釋的權力；一次是反過來整肅軍隊本身，奪回被林彪取代的權力。既要靠軍隊「保駕護航」，又越來越不放心軍隊尾大不掉，這種矛盾，在那個年代已經很清楚。
鄧小平上臺後的做法，有一點延續，也有新的變化。改革開放的權威，很大程度來自他在黨內和軍內的資歷，以及一批老將領的支持。八十年代後期，軍權集中在中央軍委，常委楊尚昆等人都是鄧的「老戰友」，對鄧有高度個人忠誠。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發學生運動，最後鎮壓的關鍵，不是國務院，也不是人大，而是軍隊。歷史資料表明，戒嚴和開火命令，都是在軍委系統內下達，由鄧和楊尚昆拍板，多個軍區部隊被調入首都。
事後，為了修補黨內形象，鄧把動亂的責任壓在趙紫陽身上，撤掉了兩任總書記之一的趙，也讓另一任總書記胡耀邦的「保守」定性得到鞏固。但軍隊在執行鎮壓中的核心作用，也引發新的顧慮。九十年代初，楊白冰被調離關鍵崗位，楊尚昆也在1993年退休，軍中「楊家將」影響力被削弱，表面理由是「防止軍人干政」，內在邏輯仍是領袖對軍權的「不放心」。
從毛到鄧，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節奏：最高領導人習慣在關鍵時刻繞開行政系統，直接動用軍隊來解決政治和社會問題；在完成任務之後，又要通過新一輪整肅來削弱軍隊的政治份量，防止軍頭坐大。這種結構性矛盾，在每一代人身上表現不同，底層邏輯卻很相似。
習近平式集權：反腐、軍改和「紅舞鞋」的困局
到了習近平時代，這個邏輯被推到了新的高度。習近平接班時，軍隊已經存在長期腐敗和派系化問題，軍中「山頭」林立，從總後、總裝到各大軍區，買官賣官、帶病提拔相當普遍。
在這種背景下，以「反腐」和「軍改」為名的整頓，從一開始就有雙重指向：一方面是真實地清除部分腐敗網路；另一方面是重塑只有一個中心、只有一條忠誠鏈條的軍隊。短短几年，原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被定罪，大量中高級軍官落馬；軍委機關縮編，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凸顯出來，中央軍委的權力更加集中在主席一人手中。
2023年之後，新一輪針對火箭軍和裝備系統的清洗，使這一趨勢更加極端。多家外媒梳理髮現，自2023年中以來，至少有十餘名與火箭軍、裝備系統有關的中將、上將消失在公眾視野或被免職，涉及範圍包括原火箭軍司令員、副司令員和軍工集團高層。
到了2025年、2026年，連張又俠、何衛東、苗華、劉振立這樣被視為「自己人」的軍委高層也先後倒臺，這說明權力集中不僅沒有帶來安全感，反而帶來了更強的不安全感。華人學者吳國光的比喻把這種狀態形容為「紅舞鞋」：獨裁者一旦穿上權力的紅舞鞋，就停不下來，總覺得權力還不夠，還要更集中。
比較研究表明，這種高度個人化的統治，有它清晰的結構特徵。政治學家芭芭拉．蓋德斯等人把「個人統治型獨裁」（personalist dictatorship）與軍人政權、黨國體制區分開來。相關研究發現，這類政體在對外衝突、政策冒險和權力更迭上，都更不穩定，領導人更傾向於用清洗和恐懼來維持統治。研究也指出，這類政權更容易發動戰爭，原因之一就是領袖對顧問缺乏信任，更偏好用「親信」而不是專業官員，結果信息扭曲，判斷失誤增加。
放在這個框架下看今天的軍委「被搗毀」，就不只是一次「反腐行動」，而是個人集權走向極端後的結構性產物。權力越集中，任何「不同意見」越容易被視為威脅；領袖越強調「放心」，能真正讓他放心的人就越少，軍隊高層的更迭也就會越頻繁、越劇烈。
如果把目光從軍隊稍微移開一點，可以看到類似的結構也出現在文官系統。二十大後，政治局常委會的七個人，沒有一個是帶著強烈獨立政治基礎進入的「重量級人物」，多數都是長期在習近平麾下工作的舊部或地方大員。
在國務院，名義上的總理是李強，但在他身邊，常務副總理丁薛祥和副總理何立峰都可以直接向習近平匯報。吳國光認為，這種設計在國務院內部至少製造了三套權力線路，各有人馬，方便最高領導人「上對下平衡」，也削弱了總理的整體協調權。
在軍隊，類似的邏輯通過「兩副主席+多委員」的架構體現出來。原本，兩個副主席之間既有分工，也有某種互相牽制的意味；在一人被清洗、另一人又地位尷尬的情況下，這種平衡也被打破，新補上的副主席又不是政治局委員，很難在軍委內部形成真正的「第二中心」。
這種布局的結果，是把所有關鍵環節都繞回軍委主席和總書記本人。一方面，表面上形成了「左右兩翼」：軍委、國務院各有若乾親信，在垂直系統內管理不同領域；另一方面，這種布局把最高領導人放在一個高度孤立的位置上——任何問題，最後都要回到一個人的判斷和承受力上。
在這種結構下，一旦出現外部衝擊（經濟危機、外交衝突、突發事件），其他機構很難形成有效的集體應對機制，也很難在內部形成對最高權力的約束。對外，看起來是權力空前集中；對內，這種集權本身不斷製造新的不安全感，於是用更大強度的清洗來「補漏洞」。
在三種危險之間搖擺
在這樣的權力結構下，「習近平會走多遠」，可以從三個方向來討論。一是對內控制會走多遠。從剛剛發生的軍委清洗看，對內權力整合併沒有「到頭」。只要「讓領袖放心」這句話繼續在軍報、黨報反覆出現，任何稍有獨立判斷、敢說不的人，都會有被懷疑成「偽忠誠」的風險。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中央部委一把手，只要在關鍵議題上與最高領導的判斷有明顯差異，就可能被視為「踐踏負責制」。這種狀態有一個明顯的後果：真正有能力、有判斷力的人，要麼自我審查，不再說真話，要麼被邊緣化。長遠看，中國政治生態會呈現一種「技術官僚外殼+個人意志內核」的狀態，制度表面還在運轉，內部卻越來越依賴個人拍板。
二是對外冒險會走多遠。在學界的經驗研究中，個人統治型政體在對外行為上往往更激進、更容易誤判。傑西卡．L．P．維克斯（Jessica L.P.Weeks）的研究指出，這類政體因為內部缺乏有效制衡，也缺乏真正獨立的軍事和外交顧問，更容易在戰爭決策上出錯，發動不必要的衝突。
放到當下中國，外界最關心的是臺灣問題。近年來，官方反覆強調「不放棄使用武力」，軍機軍艦繞臺巡航已成常態，美方多次警告2027年前後存在高風險窗口，這些判斷未必精準，但說明外界普遍感到緊張。在軍隊高層頻繁清洗、專業指揮鏈動盪的情況下，一旦上層形成「必須在任期內解決臺灣」的強烈心理目標，下層很難提供冷靜的成本評估。個人意志一旦凌駕於專業判斷之上，戰爭風險自然會升高。這並不等於「很快就會打仗」，只是說，在這種權力結構中，對外衝突從「不得不打」更容易滑向「以打立威」或「借打轉移危機」。這一點，歷史上並不罕見。
三是政權自身會走多遠。對任何一人集權體系來說，最難回答的問題，不是「現在有多強」，而是「將來怎麼收場」。比較政治的長時間統計顯示，個人統治型獨裁政權的領導人，和平退休的比例明顯低於黨國體制和君主制，政權更迭往往伴隨著政變、宮廷鬥爭或制度性危機。
在中國這樣的黨國體制裡，情況略有不同：名義上仍有龐大的黨務和國家機構，軍隊也仍然掛著「國家軍隊」的牌子。但當關鍵決策和人事權高度集中於一人，而黨內再沒有清晰的「接班人」安排時，任何突發的健康、政局或外部危機，都會放大制度的不確定性。軍委被頻繁打碎重組，軍隊高層在風險和恐懼中運轉，專業主義被擠壓，忠誠標準一再提高，客觀上都在削弱這個政權的自我修復能力。
從毛到鄧，再到習近平，中國最高權力與軍隊之間的關係，一直像一條擰緊又鬆開的繩子。需要軍隊時，就把繩子拽得很緊，靠它壓制行政系統、平息社會動盪；一旦軍隊權力積累到一定程度，又開始用清洗來「鬆繩」，警惕「尾大不掉」。
今天的不同之處在於，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社會結構遠比毛、鄧時代複雜，外部環境也更為嚴峻。對內，增長紅利減弱，社會期望卻還在攀升；對外，中美競爭長期化、臺灣問題敏感化，這些都在消耗政權的合法性和資源。
在這種雙重擠壓下，用不斷集權、不斷清洗的方式維護統治，其實是在把整個國家綁在一輛剎車逐漸失靈的車上。短期看，車速似乎還可以控制；長期看，一旦路面出現意外，系統可能沒有足夠的緩衝空間。
《解放軍報》強調「讓習主席放心」，本身就是一個信號：不僅最高領袖不放心別人，別人其實也越來越不放心這個體系。軍人、官僚和普通民眾，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降低風險：有人選擇沉默，有人選擇遷徙，有人選擇「躺平」。
「習近平會走多遠」，沒有人能給出精確答案。可以確定的是，只要這種既依賴軍隊又不斷清洗軍隊、既依賴親信又不斷清洗親信的權力邏輯不變，權力集中和不安全感就會一起增加。走得越遠，回頭越難；走得越快，摔倒時就越重。
歷史當然不會簡單重複，但它會給出一些線索。毛時代的文革、鄧時代的槍聲，都是前車之鑒。今天的中國，站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是繼續把國家命運捆在一個人的判斷上，還是嘗試重新發明某種形式的集體約束和制度邊界，這個選擇，遲早要面對。結局是什麼，現在不知道。只知道軍委被「搗毀」的那一刻已經告訴外界：這個權力結構，把自己放進了一個越來越窄的隧道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