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閻錫山曾是北伐的重要支柱、山西的「模範省長」，他曾與蔣介石併肩北伐，卻被中共抹黑百年。值得今天的人深思的是：閻錫山在寧漢分裂時的抉擇與信念是什麼？那一年，黨爭與清黨風波席捲全國，他如何選擇：擁抱「革命」與共產？還是保守「秩序」與文化？這場抉擇，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
1927國民黨分裂
1927年春，國民革命軍攻占武漢與南京兩地，原本統一的北伐政權迅速分裂。汪精衛與左翼領導人組成以武漢為中心的「國民政府」，主張與共產黨合作；蔣介石則在南京建立政權，決心清除黨內共產勢力。這一場「寧漢分裂」，幾乎讓整個北伐功業崩塌。
身處山西的閻錫山，面臨抉擇。他既是地方實力派，又必須在兩個「中央」之間選邊。武漢與南京都派人前來遊說，但他在觀察之後，迅速做出明確的判斷。他是怎麼做的呢？歷史的真相如何？
「漢口侮辱孔子 我不與之往來」
1927年初夏，國民黨革命軍的東征尚未結束，卻先在內部分裂。武漢的「國民政府」高舉「聯俄、容共」旗幟，實際已被共產勢力滲透；南京的蔣介石則揮軍清黨，意在重建紀律。兩個都自稱「中央」的政權，分別派人四處拉攏地方。太原成了焦點。因為閻錫山既擁地方軍力，又兼省政之權，任何一方若得其支持，政權版圖便能北伸。
6月，武漢方面派出代表孔庚抵達太原。孔庚奉命向閻錫山陳述「武漢是真正革命中心」的立場，希望山西宣誓響應。閻錫山接見他時已心存警惕。他開門見山地說：「南京是國民黨的政府，蔣總司令是總理的信徒，是革命的；武漢是共產黨的政府。」然後冷靜地陳列理由：「武漢有一個鮑羅廷，是第三國際派來的，政府全由他把持；商人的資本與富人的產業都被沒收，完全實行共產。」
這番話是閻錫山經過縝密觀察後的結論。對他而言，武漢的急進政策已超出「革命」的範疇，而是一場社會瓦解的預兆。尤其當他聽聞漢口街頭搞什麼「清除封建」，一夥人將孔子塑像抬上街遊行、辱罵焚燬。他感到震驚與不安。
他在談話中語氣嚴肅地說：「漢口方面將孔子塑像抬上遊街，橫加侮辱，顯然是毀滅中國文化。我即不與漢口往來，只與南京合作。」對閻錫山而言，孔子象徵中華社會的倫理根基、秩序觀與精神支柱，侮辱孔子，意味著對整個民族文化的顛覆，他不能容忍。
正是這樣的反感，使閻錫山最終斷絕與武漢政府的往來。他選擇南京，選擇站在蔣介石一邊。在政治與文化的岔路口，他選擇了他認為能維繫「中國」的一方。
自此，他與蔣介石的結盟幾乎成為歷史的必然。對閻錫山來說，「革命」不該以毀滅傳統為代價，而共產派的做法，正違他「以秩序圖新」的信念。這場抉擇，成了他一生最具爭議、也最具象徵性的轉折。
閻錫山評「革命」與「共產」
當武漢與南京分裂，國民黨內部口號雜沓。一邊高喊「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另一邊強調「清黨、建國、反共」，在混亂的語境中，「革命」與「共產」幾乎成了同義詞。但在閻錫山眼裡，兩者的界線卻如生死之隔。
閻錫山認為的「革命」，是推翻舊勢力、恢復民族自主的愛國運動，是一場「整頓而非摧毀」的改革，而「共產」呢？則是對社會結構的根本顛覆，以階級鬥爭和暴力平等為手段。他屬於那一代「保守的改革派」，相信變革的必要，但拒絕以流血與破壞為代價。
這種想法應該是來源於他的世界觀。閻錫山早年留學日本，受「國民改造」、「實業救國」思想影響，主張「以道德為本，以制度為輔」，將社會視為可調和的有機體，而非永久對立的階級戰場。他相信社會的問題可以靠教育、節制與勤勞去改善，而不是靠暴力推翻。
因此，當共產運動在武漢、湖南燃起，他深感警惕。他在研究馬克思理論時，尤為反感「按需分配」這一核心原則，認為那「違背人性與實際」。他在講話與文稿中列舉三大弊端： 其一，「勞動者對其所生之產無享有權，只能享受，勞動與享有分離，人必怠於勞動」； 其二，「人之智愚、巧拙不等，而欲其獲同等享受，不足以激勵創造」； 其三，「家庭親情不可為政治取代，若親老不能養、幼無所依，是壞人倫之舉」。 他最後歸結道：「按需分配，不合公道，不合人情。」（以上據《閻院長政論輯要》）
在閻錫山的政治語言中，這句「不合人情」格外關鍵，揭示了他對共產主義最大的不信任，認為那是一種違逆人性、毀壞倫理與責任的制度。這種觀念使他在風起雲湧的1927年，選擇了「反共」而非「共富」的道路，當然，也讓他在中共的政治評價中陷入漫長的黑影。
北伐再起：由「易幟」到「清黨」
奉軍在津浦線失利後，提出「廢除共黨、與俄斷絕」作為停戰條件，此時，閻錫山更堅信自己的判斷正確。他認為，蔣介石既能代表「革命正統」，又能消弭奉系壓力，於是毅然宣布「易幟」，就任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與南京政府併肩作戰。
「四‧一二清黨」後，閻錫山進一步呼應蔣介石，提出「聯奉討共」，並在山西實行清黨。他強調要「清其法重於清其人」，以防止共產思潮再次滲透。他說：「共產黨之革命方法，公然侵入本黨者不少……今日清黨，實為本黨之緊要工作。」（完整語錄見於《閻錫山檔案》與《山西通志．閻錫山卷》等史料）
從49、文革 被中共抹黑至今
不幸的是，隨著中共在1949年篡取大陸政權，閻錫山的政治形象被徹底顛覆，成為中共紅色宣傳中典型的「反動軍閥」與「封建餘孽」。中共透過教科書、報刊、影視與群眾運動，將他當年寧漢分裂時的選擇、言論與行動剪裁成「投機倒把」、「勾結蔣匪」、「壓迫工農」的素材，從「革命同盟」一氣打倒成為「人民公敵」。
中共將閻錫山定位為「大地主、大惡霸」，刻意忽略他在山西的土地改革與村治實驗（如1930年代的「土地村公有辦法」），反而放大他清黨行動與鎮壓工農運動，將其描繪成「屠殺革命群眾」的劊子手。1950年代初的「鎮反運動」與「土改清算」，山西地區就以「清算閻匪餘孽」為名，大規模沒收其支持者的財產，許多曾追隨閻的基層幹部被批鬥入獄。
在宣傳機器運轉下，閻錫山的北伐貢獻被抹殺。儘管他曾易幟響應南京、任北方總司令、參與討奉戰役，中共卻將其污衊為「軍閥割據的機會主義」，指責他「假借北伐名義擴張勢力」。如1950年代歷史教科書中，寧漢分裂被簡化為「蔣介石右派背叛革命」，閻錫山的反武漢立場則被定性為「及早投靠反動派」，他的「孔子像」言論更被扭曲為「封建殘餘的反共叫囂」。
中共利用影視與文藝作品加深污名。1960～70年代的「樣板戲」與評書，將閻錫山塑造成「山西土皇帝」，強調其「六經治山西」的保守政策是「阻礙歷史車輪」，將其反「按需分配」的三大弊端論述截取片段，嘲諷為「地主階級的自白」。文革期間，山西「評閻活動」達到高潮，全省組織「揭批查」，其家屬與舊部淪為靶子，甚至連他早年的日本留學經歷都被說成「漢奸賣國」。
這種污名化的剪裁，讓後代只知「壞人閻錫山」，不知那個在1927年太原城內掙扎抉擇的民國大人物。
近百年過去了，官方定性雖鬆動，但「反動軍閥」的標籤仍舊。今天唯有正視歷史，我們才能看見真相。回望1927年的太原，閻錫山的抉擇未必只是權力盤算。通過他的理念可知，那同時是一場理念與文化的抵抗。
筆者理解，閻錫山拒絕共產意識，是對「毀滅中國文化」的恐懼與本能反擊。有良知的歷史研究者也認為，閻錫山的世界觀裡，「革命」與「秩序」並非對立，而是他試圖平衡的兩端。他相信社會可以漸進改良，但不是靠暴力摧毀。
回顧那段歷史，我們能看到真實的閻錫山：一個軍閥、一位改革者，同時也是一個為傳統文化憂懼的思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