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9日，英國首相斯塔默訪問北京故宮。同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史塔默，並表示兩國必須「加強」聯繫，以因應地緣政治逆風。（圖片來源：Carl Court/POO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2月5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在全球地緣政治加速動盪、「川普(特朗普)2.0」背景下，西方多國近期密集展開對華高層外交。英國首相不久前訪問北京並簽署新的貿易合作協議，被倫敦官方形容為「穩定關係、爭取經濟利益的務實之舉」。然而，在英國境內的香港流亡社群以及部分西方戰略觀察人士看來，這類「去政治化」的經貿外交，正以犧牲價值與安全為代價，釋放出危險信號。
目前流亡英國的香港前議員何永友在接受《看中國》採訪時直言，他在得知英國首相訪華並簽署貿易協議的第一時間，「感受是強烈的不滿」。在他看來，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領導人，英國首相在訪華期間既未公開譴責中共撕毀對港承諾，也未為持續遭受打壓的香港人發聲，這種「選擇性失語」讓許多香港人感到失望甚至寒心。
與何永友觀點呼應，香港前議員錢寶芬也在接受《看中國》採訪時表示，她對英國首相訪華所簽署的協議「第一感受是很廉價」，因為協議對英國經濟根本無實際收益。她批評工黨政府在行程前批准建設超級大使館，抵達北京後又不敢提拯救黎智英，更廣泛地忽視所有在囚政治受害者的命運，這顯示出對香港及英國國家形象的出賣。
「務實外交」與價值承諾的衝突
何永友指出，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多名民主派人士被判刑、關押，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法治環境發生根本性倒退。在此背景下，英國政府仍選擇深化對華經貿合作，本身就與其長期宣稱的民主、人權和法治價值形成尖銳矛盾。
「英國不僅沒有為異議人士發聲，甚至連要求釋放英國籍的黎智英都不敢提，」何永友形容這種表現「迂腐、軟弱，甚至虛偽」。在他看來，這種做法不僅損害了英國在國際社會中的道德信譽，也讓身處英國的香港人對政府的承諾產生動搖。
錢寶芬進一步指出，超級大使館的成立對在英港人尤其具有心理壓力和安全顧慮，「會成為一個間諜及跨境執法基地」。
以上批評與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凱在其最新分析中的判斷高度契合。康明凱指出，當前西方多國領導人訪華的核心邏輯，並非真正「親中」，而是在美國戰略方向不確定的情況下，進行一種短期、交易式的戰略對沖——以有限讓步換取經濟「紅利」和外交穩定。然而，他警告，這種行為在個體層面看似理性，在集體層面卻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中共正是通過這些高規格訪問，向國內外展示其在全球權力結構中的主導地位，壓低對其人權、脅迫外交與安全威脅的批評聲浪，並逐步將「政治沉默」塑造成進入中國市場的隱性條件。
超級大使館爭議與跨國安全焦慮
英國政府批准中共在倫敦建設「超級大使館」，在英國香港社群中引發廣泛關注與不安。何永友坦言，他對此「當然擔心」，這不僅涉及國家安全，也關係到流亡港人的人身安全與言論自由。
錢寶芬則指出，大使館事件早已在她心中埋下憂慮，「所有的擔憂早已有，不是今次才產生」，顯示出在英國的香港社群對中共海外機構潛在威脅的長期警覺。兩位議員一致認為，英國國內仍存在制度性的制衡力量，包括跨黨派議員反對和民間訴訟行動，這讓他們在現階段「未至於過分悲觀」，未來仍存在變數。
康明凱從宏觀戰略角度提醒，威權國家在海外的外交與經濟存在，往往不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外交活動，還可能伴隨跨國監控、影響力滲透與對異議群體的威懾。他指出，所有與中國相關的合作都應接受一個基本檢驗：是否會在未來被「武器化」，轉而對民主社會形成槓桿壓力。
流亡者的心理壓力與「有限安心感」
對於部分在英港人而言，英國政府對華政策的變化，已在心理層面產生影響。何永友承認，當前形勢「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在英國香港人，尤其是經常參與集會、遊行和抗爭者的安全感」。但他也表示，自己不會因此長期陷入焦慮，「超出自己能力控制的事情，我會用隨遇而安的心態面對，否則只會增加生活壓力。」
康明凱在分析中同樣指出，威權國家的影響力擴張，往往並非通過一次劇烈衝突，而是以漸進、模糊邊界的方式推進，使社會在不知不覺中適應新的「底線」。正因如此，他強調公眾警覺與制度韌性的重要性。
對英國政府的期望與民主制度的「底氣」
談及對英國政府的期待，何永友並不諱言自己的保留態度。他表示，對現屆工黨政府「沒有太多期望」，但對英國長期建立的民主制度仍然抱有信心。他呼籲跨黨派議員繼續為香港人及其他異議群體發聲，保障人身安全與言論自由，並鼓勵在英港人積極參與社會表達。
錢寶芬強調，留守香港的民眾值得尊敬，「他們在如此艱難的境況下仍沒有放棄」，離開香港的人同樣不能放棄爭取「光復香港」的努力。
康明凱則從國家層面提出警告：與中（共）國打交道無法迴避，但必須建立在清醒的風險評估、產業與安全防護，以及與理念相近國家深化合作的基礎上。任何因短期經濟誘因而放棄原則的「務實」，都可能在未來轉化為結構性脆弱。
「務實」不應成為放棄原則的代名詞
透過兩位流亡港人和前加拿大外交官的心聲，一個共同的主題正在浮現：在一個權力重新洗牌、威權更加自信的世界中，民主國家若以「務實」為名持續後退，其代價可能遠超短期收益。
對港人而言，這是關乎安全、尊嚴和未來的現實問題；對西方國家而言，對華政策早已不再是單一的經貿選項，而是牽動國家安全、制度信譽與國際秩序走向的核心議題。
正如康明凱所言，最危險的道路既不是對抗，也不是接觸，而是在壓力之下的即興妥協與戰略漂移。在這個意義上，何永友和錢寶芬的失望與警惕，不僅代表香港人的心聲，也是一面映照西方當下抉擇的鏡子。
